春秋战国绝对是一个重义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士”。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重诺言、轻生死，他们对诚信精神的执着追求，甚至到了令人惊奇、惊叹的程度。而西汉的史官司马迁则用他倾注了无限爱憎的笔，在《刺客列传》里为我们再现了那个时代刺客所推崇的“义”。透过这样的义，我们不难读出司马迁心里对于“义”的定义和感触。他心中的“义”或许可以用豫让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可见司马迁认知的义和刺客、游侠所重的义是相通的，为了推崇刺客、游侠这种重义轻命的无畏，也为了阐释自
武侠小说创作的起源是什么？
起源
武侠文学的源头当有二：“一是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如果说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志怪，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前奏；那么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领风骚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萌芽。
火药没有发明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卫国，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贵，尤其是统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国古代教学，是文武并重的，《周礼》中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中的射与御，就是射箭、驾战车挥刀枪作战的。《汉书艺文志》亦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称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为基本技能，据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会武术的人，一方面进入朝廷的军队，成为职业军人，这类人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会在浴血沙场的同时，求得功名富贵。 但总有一类人，就象现在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一样，对朝廷政治以及当权者有不同看法，在武术上的在野党就是那些号称侠客的人。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民间，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这也原本没有错，但也有因所谓重感情、讲义气而犯糊涂的时候，只为报恩或复仇，可以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这就是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当侠客们啸聚山林，当起“绿林好汉”来“替天行道”，公然与当权者叫板时。这种行为，却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同时也是侠植根人们心中，得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如瓦岗寨的程咬金、秦叔宝等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
魏晋六朝那里虽然没有真正的武侠小说，但是正是因为有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才有了后来在武侠小说中同样是屡见不鲜的内容。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志怪，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前奏；而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领风骚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萌芽。
了解“侠客之义”的历史演化
1 关于侠
侠客行 李白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史记刺客列传》
2 中国古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作为武士之后又作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充当统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旧称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之士。《史记·游侠列传》：“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唐 元稹 《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 许秋垞 《闻见异词·侠客》：“有一侠客，神剑术。” 郑振铎 《论武侠小说》：“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侠客并不是受雇者，不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任何一部门，他们身手不凡，来去无踪，却从来没有企图用武力控制或者协助控制当时的社会。侠客遵循的不是儒学思想中的“忠”，而是“仁”，这种差别单是从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窥一二。骑士用长矛，攻击半径大，将自己包围在一个大圆中，以自我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锋利无比，刀身刚硬不可摧，一刀杀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侠客用剑，刚中带柔，舞时游刃有余，往往点到即止，处处留三分余地：“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 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不属于侠之列。
3 文言文《干将莫邪》导读语楚国干将、莫邪夫妇二人，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楚王很生气，想杀他。剑有雌雄二柄。妻子怀孕快生产了，丈夫对她说：“我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王怒，我去一定被杀掉。你生下的孩子如果是男的，长大后，告诉他：‘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于是拿着雌剑去见楚王。王大怒，叫他合套。剑本是两柄，一雄一雌，雌剑来雄剑不来。楚王发怒了，把干将给杀了。
莫邪生下的儿子叫赤。后来长大了，问他母亲：“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你父亲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楚王发怒，把他杀了。他走时嘱咐我告诉你：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于是儿子出房，往南看没有山，只见堂前松柱下有一磨剑石，就用斧头砸开它的背后，得到雄剑，早晚都想找楚王报仇。
楚王梦见一个男子，眉间广阔，约一尺宽，说要报仇。楚王悬千金重赏捉拿。赤听了，逃走，跑进山里悲歌。碰到一位侠客，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哭得这样伤心？”赤说：“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想报仇！”侠客说：“听说楚王以千金重赏购买你的脑袋，请把你的脑袋和剑都交给我，我为你报仇。”赤说：“太好了！”于是自刎，双手捧着脑袋和剑，一并奉上。尸体僵立。侠客说：“我决不会辜负你！”这样，尸才仆倒。
侠客提着赤的脑袋去见楚王。楚王很高兴。客说：“这是勇士头，应当用汤锅煮”楚王照办煮头。三天三夜也煮不烂。头跳出汤锅，张着眼睛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客说：“这头煮不烂，请大王亲自到锅边一看，就一定烂了。”楚王立刻走近去看，侠客用剑比划了一下楚王，王的脑袋就掉进汤里；侠客也砍掉自己的头，头也掉进汤里。三个脑袋都煮烂了，没法分辨。于是把水和肉分开埋葬了，通称“三王墓”。
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刂秆д摺⒀蕴刚摺⒋�U摺⒋��摺⒐ど陶摺肝謇喾肿印苟�浴F渲小复�U撸�弁绞簦�⒔诓伲�韵云涿���肝骞僦��梗患词欠�椅�赶馈顾�拗�淖镒矗�赜�ブ��罂欤lt;/p>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的对比？
一是先父遗传，司马家世袭史官，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所谓英才天纵；二是后天习得，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对别人是禁脔，对司马迁是必读书；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古人所谓：山水者，大块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祸之后，他生无可恋，唯有一杆秃笔，聊可疏解胸内积愤。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就是这么诞生的。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这也是司马迁之后，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 历史 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 历史 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 历史 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潜心撰述《史记》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他忍辱含垢，发愤著书，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自己、为时代、为民族写出了《史记》这部超迈古人，凌驾百世的 历史 巨著。
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不朽，是很有价值的。庄子的等死生、齐万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 社会 进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 历史 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 社会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以及《史记》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
《史记》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勇于建功立业、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 社会 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
困厄逆境并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栽跟头、受挫折在所难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凤凰经历涅槃，方可获得新生。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忍辱苟活，发奋著书。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他以 历史 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在打击中崛起，在困辱中奋进，“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人类 历史 的光辉巨著《史记》终于完成。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他的思想升华了，境界提高了，表现在《史记》中对人、对事的看法更敏锐、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而且在《史记》中，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百转千回的 历史 人物，如苏秦、越王勾践、范雎、季布。
《苏秦列传》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后来身佩六国相印，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秦感慨万千：“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而一个有作为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都毫不妥协气馁，越是被逼到绝境，越能触底反弹。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蒲松龄称颂他：“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千辛万苦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齐自杀，报了深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
人生路漫漫，人们常说：“三贫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也符合“祸兮，福所伏”的辩证法则。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如果这时候他死了，“与蝼蚁何以异？”最终他也将沦为 历史 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如果这样，即使被戮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不然，于中国的 历史 、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 历史 的天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死，英名永存。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顶天立地。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史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 历史 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司马迁借 历史 这个大舞台，弹奏出了贯穿于《史记》的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史记》极富阳刚之美，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急进拼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三观”教育，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与日月同辉。
因为以前没人写过。！！！！！
什么是武侠文学的源头
最近易中天教授新出了一本书，叫《帝国的惆怅》，书中的最后一章专门讲的是中国古代的侠是怎么回事，以及对游侠的追思和评论什么的，你不妨去看看，也许有帮助。
我个人的意见，历史上所谓的游侠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恐怕是两个概念，不仅如此，而且侠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另外，我认为任侠、刺杀与武侠小说的产生有着血缘关系，好像某位教授（忘了是不是孔庆东了，可能是）也持同样观点，也有人写过书，探讨中国的“仁”和“侠”两条道德准则的关系，认为“仁”是中国雅文化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侠”是中国俗文化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中国的侠义道精神的产生，也是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慢慢形成的，与游侠和刺客的社会行为有着紧密的关系，总之一句话也很难说得清啦，以后慢慢讨论啊：）
《史记》刺客列传是为哪些人作的传？
武侠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武侠文学的源头有两方面，一是汉朝司马迁《史记》中有关游侠、刺客的列传，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如果说先秦两汉至魏晋的志怪小说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武侠小说的前奏，那么唐代传奇在文学史上独占鳌头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了萌芽。武侠小说在清代后期比较盛行，一般是章回体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为侠客，内容主要写的是行侠仗义，因此又被称作侠义小说。故事中经常穿插武打场面，情节紧张，多表现为主人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强权。但是这种行侠仗义的行为一般又和清官断案结合在一起，让侠客协助清官破案，除暴安良，因此又被称为侠义公案小说或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就是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这类作品多以情节取胜，整部小说的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语言风趣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但思想内容较差。 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台湾新派的武侠小说开始崛起，尤其是金庸的武 侠小说特别引人关注。金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深厚的人生阅历，对武侠精神的理解、对武术知识的掌握、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对故事情节的精彩描写， 确有许多过人之处。新派武侠小说以金庸《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神 雕侠侣》等为代表，广受欢迎，引起理论界的重视。
《史记》刺客列传是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这五个人作的传。《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全书记载了从皇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三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况。全书一共一百三十篇，其中记人物的“列传”有七十篇，记诸侯国的“世家”有三十篇，记帝王的“本纪”有十二篇，记年代的“表”有十篇，记典章制度的“书”有八篇。列传包括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扁鹊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汲黯列传、游侠列传和滑稽列传。
《史记》刺客列传全文一共五千多字，其中荆轲的故事就用了三千多字进行讲述。文中对荆轲的描述详细完整。以三千多字，将荆轲的一生用短小精悍的文字描写的淋漓尽致。荆轲刺秦的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比较熟悉。在史记中记载荆轲是卫国人，他喜爱读书和击剑，他曾经到过榆次，碰到盖聂，与他谈论剑术，盖聂认为他谈的有不得当的地方，对其怒目而视。荆轲也曾到过邯郸，跟勾践博戏，与勾践产生争执，勾践发怒呵斥他，于是荆轲逃走了。荆轲到达燕国之后，经常跟高渐离在一起喝酒，经常是喝的似醉非醉。荆轲虽然是经常喝酒，但是燕国的隐士田光先生觉得他并不是平庸的人。
随着燕太子丹逃回燕国，秦国逐渐侵吞各国，太子丹心生忧虑，请教他的老师鞠武。鞠武举荐了田光先生，田光先生因其认为自己已经不负盛年，进而举荐了荆轲。为证明自己绝不会泄露刺秦的大事，田光先生便自尽了。荆轲接受太子丹提出的请求后，带着秦将樊於期的头颅和地图匣子，前往秦国。前往秦国之前，太子和其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宾客，都为其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唱着歌，然后头也不回前往秦国。
到了秦国，荆轲带着礼物先见了蒙嘉，蒙嘉替荆轲向秦王表明来的意思，秦王非常高兴的接见荆轲。荆轲将樊於期的首级和地图匣子进献给秦王，秦王将地图展开之后，匕首露出来，荆轲用匕首直刺秦王，然而最终也没能刺杀秦王。太史公司马迁在全文中以大幅的文字来描写荆轲的故事，在荆轲刺秦的场景上，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将荆轲镇定自若、视死如归的形象表现出来。这篇刺客列传在文学的角度上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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