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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二十五年，东北人的老祖宗肃慎到中原进贡，提溜的见面礼是“弓矢”。舜直拍脑门子，东北那疙瘩人太实诚了，拿这玩意儿就想换我的粮食，我缺那几把破弓吗，你们不知道我是个发明家吗？

当时有四个罪大恶极的人，史称“四凶”，舜正愁收拾不了他们，见东北人如此淳朴，就把其中的共工流放到幽州。《周礼职方》云：东北曰幽州。

肃慎的武器舜都看不上，舜又治不了共工，显然共工的武力值要高过肃慎。一言不合就怼山，这生猛脾气谁能收拾得了？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淳朴的东北打共工来了之后，就种下了彪悍的基因。

尧舜是圣主，后世君主就有必要向他们学习，犯二的、混不吝的、罪大恶极的，这类人没法整，改造好了也只不过是个清新的流氓，上古圣贤是咋处置的？一翻书，哦，搬家到东北，那就接着来吧——这就是“流”。

按罗继祖先生的说法，有据可考的东北流人要从西汉算起（共工算是传说）：受到赵飞燕姐妹牵连，赵氏家族的新成侯赵钦、成阳侯赵被流放辽西。此家族繁衍至今，成为辽宁望族，即今日之尼古拉斯赵氏。

当时的“流”只是惩戒手段，不是“刑”。《吕刑》中的“五刑”是额上刺青、削鼻、剁脚、阉了（女的幽闭）、砍头。直到隋朝《开皇律》开始，“流”才和笞、杖、徒、死并列为五刑。笞和杖，身子骨弱的几下子就挂了，落个残疾更是生不如死；徒刑能活命，但太憋屈。相比之下，“流”好哇，尤其适合江洋大盗，东北就东北呗，有手艺还怕走江湖？

清末囚犯

除了江洋大盗，还有什么人来呢？元代的规定：抢劫盗窃的，拐卖妇女的，私刻官印的，挖坟掘墓的，造谣传谣的，买卖假币的（元代宝钞，纸币），统统都是要往东北送的——没什么好货色，向尧舜看齐，也不能这么祸祸东北啊。

二

隋朝将“流”入刑，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往东北“流”，而是往南。

唐代气温高，流放东北相当于避暑待遇，哪有那好事；两宋就更别提了，东北也不归你管啊。直到元成宗年间，东北才正式成为流放目的地，当时的原则是“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明代，“流”也属五刑之一，但执行起来有些变化。轻一些的“流”，一般都改判为徒刑，重一些的“流”则变种为充军，同时也遵循了“南人流北，北人流南”的原则。

充军一般都发到辽东边卫。宣德时期（1398-1435），山东巡按御史张聪说“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那么辽东有多少兵呢？嘉靖时期（1507-1566）的山东巡按御史张问行说，“辽东二十五卫，原额军士一十五万六千九百余”，“原额”指的就是宣德时期。按七成算，至少10万罪犯。

海西女真很忧虑：名义上是屯田戍边，开发大东北，可执行起来咋就变味儿了呢？不行我们自己开发吧。

有人会问，清代总会好点儿吧？会把那么多罪犯弄到龙兴之地来？

雍正七年，有个叫谢振宗的青年，老爹谢雨亭是山西的一个知县，老丈人是平阳知府。老丈人欠国家亏空二十多万，谢振宗的老婆向着娘家，就诬告说老谢家借走了三万，谢雨亭由此下狱。老爹被坑，老婆坑人，谢振宗也就豁出去了，跑到北京伸冤。倒是找信访部门啊，他不，闯皇宫告御状，还用大铁锤把天安门内的石狮子脑袋打碎了。叩阍越诉，流放东北，倒是没追究他破坏公物，至于拎着大铁锤闯皇宫的罪过……流放就流放吧，不亏，在雍正朝，这命就算白捡的。

单说雍正朝，谢振宗这类没事找抽型的东北流人就有好几个。年过七十的前内阁学士杨瑄私自在乾清门遛弯，不奉诏入阙，流放；前内阁学士蔡升元死了，留下了貌美小妾，侍讲学士戚麟祥六十多岁了居然还有兴致倒了个二手，越礼僭分，流放。

有使劲儿作的，就必然有冤枉的。

有一个叫戴梓的科学家，据纪晓岚记载，他曾创制过一种连发28响的“连珠火铳”。有一次，荷兰人进贡一种“蟠肠鸟枪”（据考是有来复线的枪），戴梓看了看，没费劲就造了十支，康熙也幽默，让荷兰使者带回去学习研究。还有一次，南怀仁吹嘘说冲天炮只能由西洋制造，康熙让他造个试试，他鼓捣一年没鼓捣成，戴梓八天就造出来了。

就这样一个奇才，被诬陷（据说就是南怀仁干的）而流放。流放期间，“性豪迈不羁，饮可数斗，议论风生，举座倾倒，家无担石，而意兴愈豪。”

三

以上彪悍的东北流人，有的是犯浑，有的是找抽，即便是被冤的戴梓，也是霸气外露的角色，但还有类流人，老实巴交，怎么也不像彪悍人物，可他们，生生把人生活彪悍了。

张贲，祖上做过明朝吏部尚书，顺治十四年科场中举，无奈那场考试就是著名的丁酉北闱科场案。他列入“首恶”25人名单，本要流放尚阳堡——好歹是个大城市，今属铁岭——不知道动用了什么关系，被释放了。12年后，不知道因为啥又犯事儿了，终于如愿地被流放到了宁古塔。

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宁古塔

流放两次，逃了一次，张贲算是命好。历史上，真有流放两次的。

三藩之乱时，陈梦雷在耿精忠那儿当过官（按他的说法是在敌营当卧底），因为“附逆”被流放尚阳堡17年。回京后在老三胤祉手下做事，编成了《古今图书集成》。转到雍正朝，老爷子73岁，按说功成名就退休算了，可雍正打击迫害兄弟，捎带把他也收拾了。再次回到第二故乡，又呆了19年。

个人被流放两次，够倒霉吧？还有一家子祖孙几代跟流放结下不解之缘的。

桐城方家，这个家族没法儿介绍，简单说，这家的孩子，秀才起步价，举人一般般，进士一大把。这样的名门，也栽了。方拱乾的儿子方章钺参加了顺治年间的南闱科场，赶巧主考姓方，有人检举说这里保不齐有内幕。事情查是查了，主考的方老师和桐城方家根本没关系，但顺治正因张贲那场北闱科场案闹得气急败坏，查清楚了也当没看见，直接把方拱乾一家子流放东北，几年之后才被“赎”回家。

方拱乾的大儿子叫方孝标，跟随老爹过了几年的流放生涯，回家后著书立说，年过八十善终。可他死后，同乡戴名世“南山案”案发，一查，方孝标也有份，死了不饶，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儿子孙子流放。

方孝标的儿子叫方登峄，在戍所读到了祖父方拱乾当年写的诗——据说方拱乾“流放一千日，得诗九五一”——方登峄便赋诗一首：“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生出塞诗。”

顺便说一句，康熙好歹饶了方家两个人：一个是方苞，另一个是方登峄的孙子方观承。方观承因年幼免于流放，成了留守儿童，能活下来就不易，据说三十岁时在京城当算命先生勉强度日。别以为方家就这样败了，方观承竟在乾隆朝做了二十年直隶总督，死时家里仅“有书数十笈”。

可见，流放东北的不都是土匪大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些文人艺术家们，同样给东北带来了彪悍的基因。

四

流放东北的文人艺术家有很多，我们介绍一个不著名的：杨越。

他本是浙江的秀才，卷入清初“江南三大案”中的“通海案”。“通海案”是借着郑成功反攻大陆的由头牵扯出的，有一个叫魏耕的反清之士，确实和郑成功、张煌言有联系。有个无赖向魏耕要钱，说是帮他招募反清敢死队。魏耕没钱，推荐他去找钱缵曾。钱缵曾识破无赖诈骗，没搭理他，这无赖就向清政府告密了。

清兵抓了钱缵曾，一个叫祁班孙的人得信后，派人保护魏耕逃跑，被抓，这就把祁班孙牵扯了进来。而钱缵曾入狱后，也没什么反侦经验，竟然写信把幼子托付给杨越和李兼汝，白白坑了两个朋友。

大狱里，满清十大酷刑招呼钱缵曾，让他供出杨越和李兼汝，“刑极惨毒，终不言”。杨越听说了后，自己跑府衙去了，爷来了，别打我兄弟。

杨越和祁班孙、李兼汝一同流放，你们不是和郑成功海上突击队有瓜葛吗，那好，去吉林水师营当水兵。

祁班孙是澹生堂祁家的后人，家里有钱，他行贿守兵，脱身跑回苏州了。据说他无限怀念东北的小鸡炖蘑菇，说“宁古塔蘑菇足称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篱下出者又为宁古塔第一”。

但他就没想想，他这一跑，守卫更加严，杨越和李兼汝哪有机会脱身？李兼汝五十多岁了，一直靠杨越养活着。后来李兼汝思乡心切，日夜啼哭，杨越冒死将他藏在大缸里，帮他逃跑了。

杨越没法儿跑了，他顽强地在东北活了下来，而且活出了尊严。他教当地人耕种、盖屋、做生意，后来觉得没实现人生价值，就开了学堂，“教之以礼义”。当地人“莫不敬之亲之”，亲切地称呼他为“杨马法”（尊敬的长者）。

杨越在戍所还遇到了熟人，比如南闱科场案中流放东北的吴兆骞；此后他又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两个和《鹿鼎记》有关，一个是沐剑屏的叔叔、明黔国公沐天波的弟弟沐忠祯，另一个是受庄家“明史案”牵连流放东北的书商朱方初——要不是何铁手搭救，杨越本应能见到庄三少奶和双儿。史籍记载，杨越帮助了太多太多被流放的朋友，他因“义”被流放，又因“义”被铭记。

杨越病逝于东北，按律，流人不得返葬，但他的儿子在兵部、刑部软磨硬泡了455天，终于得到归骨还乡的批准。灵柩离开时，当地人“哭声填路”——杨越的儿子叫杨宾，《柳边纪略》的作者。

以上流放东北的人中，有豪爽豁达的，尚义任侠的，耿直倔强的，也有二虎吧唧、不着四六的，这些都构成了今日东北人的文化基因。

——貌似少了点啥？

幽默，东北人的幽默。

这就不是清朝时的事儿了，宋朝。

那时候东北来了一大团流放人员，为首的两位，堪称东北史上最大牌流放犯——正是徽钦二帝。流放途中，宋徽宗作了首词，其中一句：“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被流放不忘切磋文学二人组，宋徽宗（左）、宋钦宗（右）

宋钦宗也不甘落后，吟诵一阙《眼儿媚》：“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谁任命的奸邪，谁卖姑娘求和，被流放了想起从前的日子好过了，还有脸切磋文学，这爷俩咋这么逗呢？

这种不要脸的幽默精神，就此深深地扎根于白山黑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