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在韩国尹锡悦政府主动让步下，日企在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达成初步解决方案。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韩国政府决定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日韩两国在持续三年贸易争端和外交关系紧张之下，开始出现缓和迹象。
当地时间2023年3月7日，韩国首尔，韩国反对派议员和民间团体在国会举行集会，反对韩国政府关于强制劳动赔偿问题的计划。视觉中国 图
二战时期强征劳工问题被视为韩国和日本之间最大悬案之一，历经两国多届政府的交涉与谈判。韩国政府于6日宣布，将由韩方基金会代为赔偿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籍劳工的损失，不要求此前被韩国最高法院判处赔偿的日方被告企业参与筹资。
“在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布了二战被日强征劳工索赔案的解决方案，这是为推动韩日关系面向未来发展而做出的决断。”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6日说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日回应称，日方将继承历届政府的历史观，评价韩方公布索赔方案“是恢复日韩健全关系的一种方式。”“我愿继续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保持密切沟通，发展日韩关系，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日美韩之间的战略合作。”
随着韩国政府做出让步，日韩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也将出现缓和。在韩国主动做出决断后，日本政府6日随即表示，关于从2019年持续至今的对韩出口管制强化措施，将启动双边磋商。日韩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报道称，尹锡悦计划3月访日，并有望重启日韩首脑每年一次互访的“穿梭外交”，不过两国官方均未证实消息。
自2011年10月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访韩，2个月后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以来，两国首脑互访已经停止了近12年。不论首脑外交是否成行，日韩关系已经在快速“融冰”，然而尹锡悦不得不面对国内巨大压力。二战受害劳工及韩国一些公民团体高呼反对索赔解决方案，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谴责这一决定是“外交史上最大的耻辱和污点”。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西野纯也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二战劳工索赔案中，日本的主张得到实现，尹政府因此在国内背负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能否获得涉案原告和韩国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将成为日韩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关键。眼下横亘在日韩之间的问题有很多，能否从过去10年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取决于两国首脑构筑合作关系的意愿。
“韩国在二战劳工问题上的让步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王箫轲认为，韩日关系可能会在美日韩协作机制下协调得更加顺畅，但双边关系的持续改善前景并不明朗。
2015年8月8日，在日本长崎“军舰岛”，导游讲解岛上历史。二战期间，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劳工被强征到这座小岛上劳动，受尽非人折磨甚至被虐致死。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历史遗留问题
据韩国历史学家估计，在35年的日本占领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朝鲜半岛居民被强制征往日本的工厂或矿坑劳动，其中有工人在事故中死去，这还不包括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强迫进行性奴役的妇女。
长期以来，这些被日企强征的韩国劳工及遗属多次发起诉讼向日方索赔，最早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但日本政府和涉案企业一直以两国在1965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根据1965年签署的这一协定，关于两缔约国及国民（含法人）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以及两缔约国及国民之间的请求权的问题，得到彻底且最终解决。
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并签订了《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的条约》，同时作为其附属文件，签署了《有关财产及请求权问题的解决及经济合作的日本国和大韩民国的协定》等，简称《日韩请求权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向韩国支付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有偿援助，由此两国及国民间的赔偿要求权最终得到了解决。
但部分韩国劳工认为，当年强征韩国劳工的日企从未在法律上承担责任，且分配到个人身上的款项不但金额有限，并且也不是以“赔偿”名义做出的，缺乏道义上的悔过态度。《韩民族日报》称赔偿方案“满是错误答案”，因为日本被告企业未被要求参与赔偿，日本政府也未就该事件直接道歉。鉴于对日方态度的不满，韩国部分劳工及遗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以个人身份控告日本企业。
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10月作出终审裁定，判令新日铁住金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赔偿韩籍二战劳工赔偿原告，日企拒绝赔偿。这开启了日韩关系的新一轮恶性循环。
因担忧韩国冻结日方在韩资产，2019年7月，日本方面以“双方的互信关系受损”为由对一些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制造原材料施行管制，韩国政府认为这是日方不满裁决而进行“政治报复”。韩国则以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作为回应。
此后，韩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韩日两国关系能否缓和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图源：韩联社
迫切与日交好之动因
自上任之初，尹锡悦就将改善韩日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尽快改善对日关系”的强烈意愿，二战强征劳工问题成为他用来“破冰”的利刃。
在公布索赔方案的几天前，尹锡悦已经对外释放了强烈信号。今年3月1日的“三一节”纪念活动上，他说：“‘三一运动’过去一个世纪，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保及全球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应回顾未能顺应世界历史之变而丧失国家主权、饱受痛苦的过去历史。”
“三一节”是韩国纪念1919年3月1日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抗争的独立运动，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尹锡悦将日本从“侵略者”的角色转为“伙伴”，有韩国公民团体和历史学家谴责尹锡悦助长“亲日历史观”。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批评尹锡悦言论是在合法化“殖民现代化论”，即日本当年对韩的压迫性统治最终对韩国有利。
韩国总统室官员随即辩驳，声称韩日有两大势力，一个争取克服过去问题面向未来，另一个则图谋激起反日和嫌韩情绪谋取政治利益。“谁更为国家利益和下一代着想，国民应该看得很清楚。”
“从全新视角来看，在政治和经济上，韩国能从日本那里获取更多利益。”首尔国民大学的韩国与日本关系专家李元徳对韩媒表示，在应对朝鲜和中国方面，以及应对在供应链领域的挑战，日本也需要韩国与其站在同一阵营。
实际上，外界看得很清楚的是，尹锡悦急切想要改善韩日关系。据韩媒MBC报道，尹锡悦亲自说服执政党内反对索赔解决方案的人士，称“即使国内舆论恶化，也要改善韩日关系。”西野纯也说，由于韩国“保守”与“进步”的意识形态对立，韩日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内政治问题，尹锡悦希望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实现对日外交正常化，在其面对国内政治困难时，岸田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推动韩日关系改善。
“目前来看，改善对日关系的节奏太快，步子太大。”王箫轲说，韩国民意反弹是必然的，在野党会掀起新一波的反尹高潮，尹锡悦的支持率恐进一步下滑。
就在尹锡悦在3月1日发表争议性演讲的当天，数十名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大使馆附近进行集会，他们撕毁了一面带有日本“太阳旗”图样的横幅，并要求尹锡悦政府停止就强征劳工问题与日本进行的谈判。3月6日，在新的赔偿方案公布之后，数百名韩国受害劳工及家属和市民团体的代表来到首尔市政府前的广场上举行集会，抗议韩日两国政府草草就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敦促政府撤回该方案。
面对韩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韩国外长朴振表示，让日本对历史问题重新谢罪并不是真本事，更重要的是让日本一以贯之认真履行以往表明反省道歉的官方谈话。他用水杯打比方说，“现在杯里的水已经过半，今后如果日本拿出诚意，有望越来越满。”
首尔大学（SNU）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教授安格（Benjamin A. Engel）对法新社说，韩方索赔方案所能带来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方面接下来采取的行动，日方至少要进行某种形式的道歉，并且涉案日企要为赔偿金捐款，以说服韩国民众。如果无法达成，“韩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没有多大意义”。
岸田文雄６日表示，“继承历届内阁关于历史认知的立场，包括1998年10月发表的日韩共同宣言。”1998年日韩共同宣言由时任日本首相小渕恵三和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内容包括日本对过去的殖民地统治的“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韩国总统室对日方回应给予了积极评价。
王箫轲分析称，寻求与日本交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尹锡悦的国内政策没有任何起色，其需要在对外政策上推进其既定方针，即改善韩日关系、推进韩美日三边同盟，这被认为是应对“朝鲜威胁”、抗衡中国影响的有力措施，能够让其继续获得保守阵营基本盘的支持和美国的赞赏。
在内政方面，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愈演愈烈的党争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同时经济颓势持续。尹锡悦政府则将舆论注意力转移到外交，将对日关系作为重要课题之一，这与其外交智囊不无关系。
外交决策“小圈子化”
在尹锡悦上任之前，文在寅政府5年任期内以“南北融合”为核心开展外交。韩媒称，文政府的外交团队中并无知名的“日本通”，进步派内也有将日本看作“南北接近的障碍”的观点。
保守派的尹锡悦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与进步派对立的立场，寻求加强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这一侧重点鲜明地体现在外交团队任命上。韩国总统室的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翰和外长朴振都是“美国通”，曾在东京大学留学的朴振还精通日语。主要负责对日政策的则是国家安保室第一副室长金泰孝。
值得注意的是，金圣翰和金泰孝都曾是李明博政府负责外交、安全政策的国际政治学教授。朴振曾是朴槿惠政府时期大国家党的首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也曾在李明博竞选团队中出任过外交顾问。尹锡悦外交班底的核心基本都来自于前保守派政府。
“在处理韩日关系方面，尹政府一意孤行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外交决策的小圈子化。”王箫轲指出，现在的对日政策是由国家安保室次长金泰孝主导，基本上是按照其在李明博政府任职时的思路来推进的，其他意见根本无法进入决策的流程，一旦政权更替马上就会出现新的政策调整。
金泰孝曾是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2007年李明博赢得选举后，金随同李一起入主青瓦台。据《纽约时报》报道，金泰孝帮助李明博政府设计了加强韩美联盟，而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外交政策。2012年，李明博政府因试图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而陷入政治困境，时任国家安全问题高级助理的金泰孝在对日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迫于压力辞职。
反观尹锡悦的外交政策，主张“价值外交”，其基础是加强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同时对朝强硬，提出以无核化为前提对朝鲜援助，这与李明博时期的对外政策脉络类似。
西野纯也表示，尹政府在对朝问题上重视防卫和遏制，加强美韩同盟及日美韩安保合作是重要的政策课题。去年，美日韩三国举行了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和反潜演习，预计今年还将继续。由于朝鲜军事力量强化，韩美日在协商对朝政策方面将更加活跃。
不可否认的是，韩日关系回暖少不了美国的声声敦促和牵线搭桥，尤其是在安保领域。拜登政府重启了文在寅执政时期暂停的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还拉日本自卫队“入伙”。去年9月底10月初，三国先后两次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拉近美日韩“铁三角”关系。此次韩国公布二战劳工索赔解决方案后，拜登立即发布声明，称“这将成为美国最紧密盟友相互合作的划时代的新篇章”。
不过，就韩日关系而言，美国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西野纯也和王箫轲都认为，韩国目前积极寻求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更多出于自身因素，日本方面也在着手拉近距离。美国的支持和协助固然重要，但韩日关系更多取决于双方的态度，竹岛（韩国称之为“独岛”）领土争端、佐渡金山申遗问题等，都会成为这当中的阻碍因素，尹锡悦恐怕无法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怎样才能改善中日关系?
东亚一体化是否有一定的基础谷口诚：目前，亚洲还不存在欧洲一体化那样的基础。要建设东亚共同体，首先必须克服日中两国目前的障碍，这是先决条件。至于具体方式，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以及有识之士要认真讨论、协商。现在日中两国首脑无法正常会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早晚有一方要主动采取措施来解决。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负有责任，因此，日本领导人必须主动出面解决。但是，现实是，日本政府目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日本想在亚洲做一个有尊严的国家，日本的政治家就应挺身而出，解决这个问题。
吴建民：虽然东亚一体化不一定完全是欧洲模式，但后者对东亚有借鉴作用。在经济层面看，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4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其外贸比重由33%增到54%，欧盟约64%，北美则为46%。欧元的货币整合力量也值得未来亚洲共同货币“亚元”学习。在安全层面，亚洲人出于共同利益（如和平、石油等）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合作。在这一点上，美日同盟虽然有加强的趋势，但它更多的是上世纪冲突、对抗和冷战的产物。进入21世纪，另一大潮流和平、发展和合作也在发展。这两大潮流的发展将决定21世纪的人类命运。在政治层面上，东亚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一体化的难度较大，但不排除基于共同利益建立共同机制的可能性。
谷口诚：不过，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亚洲当前流行的是美国式或西欧式的思考方式与价值观。亚洲自己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却被忽视，甚至还有人狭隘地认为，日本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与中国则没有。为什么日、中、韩三国不能齐心协力，建立东亚共同体所需要的共同价值观？
吴建民：事实上，东亚特性正在形成。东亚各国在开展合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共同的价值观。我把这种共同价值观概括为4个C、1个O。
一是协商（Consultation）。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强加于人，这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的共识。二是一致（Consensus）。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有问题的决定都是一致做出的，如有一国不赞成，就可以暂缓或不做。三是合作（Cooperation）。四是舒适度（Comfort Level）。这是亚洲人特有的。我在联合国和欧洲、美国工作多年，西方世界没有“舒适度”这个东西。“舒适度”是什么意思？就是做出某一项决定，有的国家原则上没有困难，但觉得不舒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可以等一等，等大家都感觉舒服时再去做。这多好！后来，有的东亚朋友建议再加一个C：关系密切（Closeness）。显然东亚合作必然会促使东亚各国关系密切起来。一个O是什么？就是开放（Openness）。这有三层意思：一是东亚国家坚持的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是排他性和封闭性的。二是用国际语言英文，而不是用东亚国家内某国的语言；三是东亚人的开放度非常高。2003年12月，我到韩国汉城出席首届“东亚论坛”。韩国主人十分好客，午餐、晚餐都有乐队伴餐。出乎我意料的是，乐队伴餐的音乐有贝多芬、莫扎特等西方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很难想像，欧美国家开会时，伴奏音乐会是日本音乐、中国音乐或是泰国音乐吗？东亚人开放的后面，表现的是一种求知欲，我们东亚愿意向其他国家学习，愿意向世界学习。这就是正在形成的东亚规则和特性。
不可否认，亚洲国家的确存在多样性，但是，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是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不应该是东亚合作的障碍，而应该是动力。
中日僵局的症结到底在哪
谷口诚：目前日中两国政治对立，民族主义高涨，这种状态对双方都不利。中国入世以后的这几年，贸易与资本的自由化持续发展，与邻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但是，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亚洲最大的经济大国却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东盟同日中韩分别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但东亚这三个巨大的经济体之间却没有签订这样的协定。东盟在政治上固然十分重要，但日中韩的经济规模是东盟的10倍，在经济上更加重要。如果这三个国家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那这个地区就是一个畸形的经济圈。我认为，东亚三国迟早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其他地区如欧洲、北美等自由贸易区的角度来看，亚洲没有自由贸易协定对他们更有利，而从日中现实利益上看，目前的状态十分不利。以目前的中日关系看，相互理解还不够充分。
吴建民：中日关系是当前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须有三点：
首先要全面看。困难和问题可以列举不少，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但不应妨碍我们看到两国关系取得的巨大发展。在政治方面，中日双方达成的三个正式文件，《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为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在经贸方面，两国合作所取得的进展，是10年前乃至5年前对中日关系最乐观的人也没有估计到的。2005年两国贸易额猛增至184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约160倍。在中国，约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为中日合资企业工作，日本外贸增长50%成分来源于中国。这都是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中日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在两国人员往来方面，从1972年往来不到1万人，到2005年的400多万，如此频繁的往来，在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讲原则。中国人并不反对日本国民去靖国神社悼念自己亡故的亲人。问题是在于二战的14名甲级战犯。小泉首相坚持到靖国神社参拜14名甲级战犯，是对人类共同的反法西斯价值观的亵渎，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绝不能同意的。这是全世界人民接受的共同原则。
三是有信心。中日世代友好不是空话，是两国及亚洲人民的需求，符合21世纪合作发展的潮流。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外关系的评论，只有对一个国家考虑到了23世纪，即日本。1984年3月25日，他在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道，中日要世代友好，21世纪友好，22世纪要友好、23世纪也要友好。胡锦涛主席也曾谈到，“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相信，克服目前的困难，会迎来中日关系的大发展。
谷口诚：中日之间的共同历史认识，不可能一举实现，因为这是长期形成的问题。但是，为了探索共同的历史认识，日中韩三国历史学者用了三年时间，编撰出一套历史教科书，现在已经印刷出版了。这是三个国家的学者在讨论过程中编撰出来的。这套教科书在中国印了13万册、日本印了6万册、韩国印了5万册，据说还不断再版。目前有很多人在阅读三国共同编撰的历史教科书。现在必须做的是，日中不能对立隔阂，而是要积极接触。
东亚一体化的前景
谷口诚：目前，世界经济正走向三极化，但在这三极中，只有亚洲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盟与北美贸易协定地区不断扩大，如果没有任何应对之策的话，亚洲经济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对亚洲不利。亚洲首先要建立经济共同体，降低关税、撤除投资壁垒，互免签证。目前，中国已对日本免除两周的短期签证，但日本对中国还没有实行。
如果亚洲建立自由贸易区，降低关税，日本肯定获利最大，双方的贸易、投资也会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日本可以提供技术，以防止环境恶化，并改善环境。这种合作对日本也十分有益，还可以建立彼此信赖基础。如果韩国加入，对加强信赖关系，效果则更好。第二步，东亚各国则可以搞能源合作开发、共同储备。此外还可以搞农业合作、食品合作等。
尽管东亚各国存在政治障碍，但在其他领域还应一步一步促进，比如应为数万名在日中国留学生建立“育英基金”系统，学生们就可以避免用宝贵的时间去打工，也会留下对日本的美好印象。遗憾的是，目前还不是这样。对华援助应该重视人才培养而非单纯的经济援助。
吴建民：在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上，中日之间没有分歧。去年年底的东亚峰会，在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吉隆坡宣言》上，各国都签了字。中国政府考虑的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个大趋势，即双边关系难题由多边解决。法德两国打了那么久的战争，两国间的问题最后在建立欧盟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现在，亚洲面临同样的机遇，周恩来总理曾说，中日之间2000年友好，50年对立。如果中日实现世代友好，如果东亚共同体建设起来，东亚将走向永久和平和空前繁荣之路。从这些角度看，东亚一体化实际上也给中日破局开拓了一条新道路。
对于东亚共同体，中国愿意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倡导者，也希望日本同样成为13国平等的一员，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倡导者。我们愿意由东盟引领东亚合作进程，尊重东盟的作用。东盟自己也愿意坐在东亚合作大车的司机座位上。
谷口诚：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排序，首先是经济和文化，安全保障要在经济、文化之后。建设共同体时，立即就谈安全保障问题是很难的。欧洲与亚洲比，政治的障碍较少。但是，在欧洲，除北约之外，还存在俄国、加拿大等国家首脑参加的安全保障会议。
东亚共同体建立起来以后，安全保障问题也将会提出，六方会谈中的日、中、韩、朝、俄、美可以建立以东亚为中心的集团安全保障组织。安全保障不仅是日美两国，俄国也可以加入。亚洲可以模仿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建立OSCA（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吴建民：东亚一体化的过程是相互摸索、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相互信任不断加深、慢慢出现共同繁荣的进程。这是一种亚洲人特有的逐步推进的模式。
但是，东亚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即使在欧盟这种前提下，法德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共同防务体系也是有限的。在经济层面上看，东亚未来的相互依存局面会进一步加深，相互沟通和政策协调会大大加强。到那个时候，国家不可能随心所欲，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今后50年内，亚元的出现不是不可能。在军事上，为防止有人破坏当前状态，东亚各国会出现更多的军事合作。美日同盟在东亚的角色，将随着各自对利益的判断变化而有所变化。冷战已结束，冷战的产物还在延续。延续到什么时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程度。▲
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中国,日本,韩国是怎样一种关系?
A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日韩三国关系
中韩间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主要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对中韩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韩两国国民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韩国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韩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惜的。
但中韩双方增进友好、深化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符合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是中韩关系的主流。而由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相当脆弱，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信任，两国互信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中韩之间的政治磨擦不断，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对“战略合作”的理解有所不同，韩国更看重半岛无核化问题并期望中国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中国更着重于东北亚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共同发展，关注的是长期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日双方的形势。“钓鱼岛”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话题。理智讲，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中日两国都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形势如何，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
中日韩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 ? ? ? 首先，对于日本来说，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正常国家，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中日韩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有美国的存在，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三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三国间应当从促进贸易自由化开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韩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三败俱伤。未来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中日韩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三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可以说，韩日中关系与东北亚的稳定的根据，是以国家利益的政治性判断为优先。作为东北亚中心国家的韩、中、日，一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更好地维持经济协作关系，另一方面又要争夺该地区现实的主导权，其中心问题是湾问题、中日领土、日韩领土纷争和朝鲜的核问题等。中日韩三国惟有互相尊重才能产生相互之间的信任。
韩国因为任性遭到日本和美国两大国的经济打压，文在寅该如何应对？
韩国逃不出小国心态，却又想要背靠大树好乘凉，典型的趋避心态。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冷落，文在寅只能暂时服软和妥协，卖个萌，以为能“萌混过关”。
其实日本早已舍弃了韩国，“亲华远韩”就是最好的证明，甚至当着全世界的面给予韩国最直白的羞辱，取消了韩国“白名单”这个特殊待遇，日本首相给出的理由是韩国根本不值得信任，韩国公然违反与日本的“请求权协定”。
日本方表示“白名单”是给韩国的一个“恩赐”，并不是只有韩国可以有这个资格，这得多让人难堪啊，之前韩国还引以为豪呢，全亚洲只有韩国有这个特殊待遇。
对于美国，韩国不敢太造次，毕竟地位所在，但是也因为经济的原因闹得很不愉快，韩国提出防卫费分摊，美国没有同意。美国要求韩国提高“保护费”，韩国也死守不让，借口找的满天飞。韩国催美国交还战时指挥权，美国方也一拖再拖。总之韩美关系就是已经到了僵点。
可是韩国又不能离了美国这棵大树，虽然大韩民国的叫着，其实也就是个摆不上台面的小国，当然这也是相对于美国这种大国来说，但是韩国似乎始终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自己也没什么好怕的。直到美国开始冷落，韩国才有了危机感，文在寅也被迫协助美国部署了THAAD，公布了“三不原则”，但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韩国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时打脸，这个到不要紧，更加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利益。
如何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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