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张思思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陈青青】当地时间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中文名康达）于4日开始访问中国。路透社对此评论称，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华盛顿寻求加强对话沟通。中方目前尚未发布有关访问的消息。多位专家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访可能是美方想为双方更高层级的接触做铺垫。
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
美国务院的声明称，在康达访华期间，美中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莎拉·贝兰随行参加会谈。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康达与中方的正式会议将于周一开始。在北京期间，康达“将一如既往地在会见中提出人权、自由等问题”。结束北京访问之后，康达将前往新西兰参加美新战略对话，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技术、经济和安全合作，以及对太平洋的共同承诺。
美国问题专家吕祥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康达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其此次访问是带有调研性质的、遵从上级指示的、循规蹈矩的访问，因此，不要指望他们会在访问中有什么突破性的表现。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中等级别的接触可能为双方更高层级的接触做铺垫。
法新社称，康达今年2月也曾访华，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北京的访问“探路”。然而，自布林肯因“气球事件”取消访华之后，美中交流陷入僵局。从今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维也纳会晤以来，美中开始出现较高层次接触。5月25日，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这是继“气球事件”以来中美首次部长级会谈。26日，王文涛在底特律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会谈。《华盛顿邮报》称，中美高级官员似乎在着手创建一种建设性接触框架。
3月以来，美方多位官员表达了希望与中方对话与沟通的意愿，频繁放风“有访华计划”。4月，美国商务部官员来华，与中方相关部门负责人会面，就中美两国关系有关问题进行了沟通，还就两国商务部沟通合作交换了意见。
路透社报道称，白宫方面表示，正在进一步为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华做努力。
“美方高官密集推动对华交流是利益使然，而非善意使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表示。他认为，美方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外、对华、对美国内部以及美国盟友表达“美国寻求的对华政策是竞争而非冲突”，另一个是希望在美方关注的重大国际议题上，乃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议题上，中方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美方的要求。李海东认为，中美需要的是认真协调，管控分歧，开展正常对话。中方一直在这么做，但美方仍在制造障碍。
吕祥表示，美方所谓的“希望加强中美对话”依然停留在口头上，一方面表达与中方的对话意愿，另一方面又咄咄逼人。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美方几乎没有正面的表态，目前仍延续上一届政府对华的施压状态。然而，美国也担心极限施压会反弹，给自己带来伤害，因此频繁派人来试探中方。吕祥认为，中方处于积极防御的状态，“美方就像一个挑起争斗的人，害怕中方还手”。
尽管中美高层交流遇到障碍，美国多家跨国企业的高管仍陆续来华访问，释放合作信号。3月，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时隔4年来华，受到高规格接待；5月30日至6月1日，中国外交部、工信部和商务部3位部长及中国贸促会会长、上海市委书记会见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合作共赢”与“中美关系”成为交流期间的高频词；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也在5月底访华；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CEO黄仁勋则计划6月前往中国，为英伟达继续拓展中国市场做准备。
延伸阅读：
张思南：美国炒作“CIA局长秘密访华”，玩的是阳谋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资料图
直新闻：美英多家媒体接料宣称，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5月秘密访华，对此你有何解读？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不清楚美国CIA局长伯恩斯的“神秘中国行”具体达成了什么结果，但很显然，这件事情正在被美国作为一个筹码，用来向中国施压，包括试图让中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与美国防长进行某种会晤。
外媒对伯恩斯此行，调门普遍起得很高，例如最早作出报道的英国《金融时报》就称，这是自2021年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以来，美方对中国进行的最高层级官员访问，也是拜登政府所谓“试图重启中美关系”的最新努力。CNN则引述美国政府信源称，这是美方在外交渠道之外，与中国情报系统的直接沟通。《金融时报》将伯恩斯访华视为中美进一步恢复高层往来，又强调伯恩斯本人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伯恩斯在领导CIA之前是一名外交官，专门负责敏感任务；且在2022年，伯恩斯曾试图劝阻佩洛西不要“访台”。
《金融时报》还暗示，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在广岛七国集团峰会上宣称中美关系即将“解冻”，尽管没有谈到任何细节，但似乎与伯恩斯的“神秘中国行”不无关联。但伯恩斯真带来了什么改变吗？目前为止，这还是个谜。但有趣的是，美媒彭博社已经在报道中进行了某种预期管理。彭博社称，伯恩斯前往中国只是为了进行情报交流，没有会见任何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官员，也没有试图帮助“加速两国关系的解冻”。
而美国选择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通过媒体释放伯恩斯上个月进行的，且似乎并不具有显著成果的“神秘中国行”，就是为了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我美国已经表达了某种善意，你中国是不是也应该作出某种回馈，例如放开中美防长在“香会”上进行某种正式会晤？而如果中国拒绝，美国就可以宣扬“是中国无意于对话和合作”，从而摆脱破坏两国关系的责任。
事实上，各家外媒所谓“CIA局长秘密访华缓和两国关系”的报道中，最后的落点一定是中美能否在“香会”上达成防长会晤，这两件事情被联系在了一起，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看出这其中美国人的小心思，但美国人玩的就是阳谋，将自己包装成中美关系的“积极维护者”，抢占国际舆论的高点。就像彭博社，故作委屈地写道：“美国是在讨好中国军方，但不成功。”说实话，要不是6月3日，美国海军被曝出正在执行穿越台海的任务，连彭博社也指出“会大概率激怒中方”，我也许还真信了。软的不成，就来硬的，美国人对“讨好”的理解真是硬核。
中美国旗
直新闻：美方为何如此执着于两国防长的正式会晤？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如果说美国释放伯恩斯访华的消息，还可以理解为是通过制造某种舆论压力，迫使中国防长与美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进行正式会晤，我们还可以对美国的动机抱有某种幻想，那今天美国海军曝出正在执行台海穿越任务，则完全打破了这一幻想。
美国也许执着于两国防长对话，但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着眼于两军乃至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为美国对华接触的目的如果在于某种真实存在的善意，那美国一边强烈要求接触，一边又选择在核心利益上刺激中国，这完全是说不通的。
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自特朗普时代以来，美国政府只知道以威胁和惩罚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所谓对华接触，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盛气凌人的“规训”。我们在6月2日美国防长奥斯汀“香会”上的讲话中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是对话的好时机，所有时候都是对话的好时机，现在就是对话的好时机，对话从来不是一种奖励。”没错，对话不是一种奖励，但更不应该是一种勒令。
美国为什么执着于对话呢？因为中美有关对话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对话的意义在于消除误解和敌意，从而构建一个互惠互利平等共赢的双边关系；但对于美国而言，对话的本质实际上是危机管控，美国期望找到一个边界，实现范围可控、后果可预期的对华压制。美国的所谓对话，更像是为无底线打压中国制造条件。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非常热衷于和中国讨论两军的所谓“近距离安全接触规则”，这就像玩火，你如果真不想被灼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要玩火，也就是不要发起侵犯中国利益的“近距离接触”行为，但你仍要玩火，只能说明你更希望在玩火中得到某种好处。美国防长奥斯汀宣称，与中方缺乏沟通可能会导致“事态迅速失控”，这句话看似是在为两军关系着想，但它实际上是个话语陷阱，因为中美两军从未断联，无论是通过热线还是武官接触，抑或是军事人员间的直接喊话，在正常，注意是正常的两军接触范围内，美方有充分的渠道可以联系到中方。而奥斯汀所谓的避免事态失控，实际上指的是美军挑战中国主权与核心利益之际，两军潜在的危机对峙。
美国军方执着于防长对话，着眼的实际上是为美国的侵略性行为找到一个合理化的谈判窗口。而这样一个谈判窗口，中国军方是断然不会应许的。中国军方从不拒绝与美国的正常接触和对话，中国军方拒绝的，不过是继续和美国玩所谓“危机管控”的游戏，拒绝再给美国玩弄中国容忍极限的空间。担心事态失控？那就对了！中国要让美国感到畏惧，从而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产生正确认知。我相信，中美防长不可能永远不见，但如果要见，便一定会在上述前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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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分析作者：王俊生
来源：《当代韩国》2008年春季号（总第56期）
来源日期：2008-4-28
本站发布时间：2008-4-28 8: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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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韩关系；第二次朝核危机；共同立场；相互协调；中美关系
【摘要】本文讨论的是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作者认为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表现在：不允许朝鲜开发核武器、对话与和平解决核危机、发挥韩国的当事人原则等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相互协调的背景、动因及其影响。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中韩协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上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不仅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中韩关系，乃至整个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都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特别是对于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也有着深远影响。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各国利益的交汇点，该地区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调整和发展都意义重大。自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以来，由于不同程度事关各相关国家核心利益，因此也成了观察有关国家间关系走向的风向标。这其中，除了当事国美朝外，中韩的角色尤为特殊。中国是六方会谈的主席国，且自从朝鲜战争后在法律意义上一直是朝鲜的盟国（也是今天朝鲜的唯一盟国）。韩国与朝鲜同属一个民族，且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在六方会谈中，中韩立场最为接近，双方的协调程度在某些方面己超过韩美或中朝。这种情况下，对中韩在朝核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相互协调进行分析显然十分必要。
一、中韩关系的发展现状
1992年8月中韩正式建交。1998年11月，中国决定推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0年6月，韩朝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之后，中国决定将中韩关系推向“全面合作阶段”。2003年7月，中韩正式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建交16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2004年，中国首次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793 亿美元，超过韩美(716 亿)与韩日(678 亿)。2005年两国贸易总额甚至达到1005 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的韩美(719亿 美元)和韩日(724 亿美元)。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以2006年为准，韩中年均贸易规模达1180亿美元，相当于韩美贸易额的1.5倍。中国2007年的平均关税率为9.8%，相当于美国的6.5倍。有人分析说，如果韩中签订FTA，撤除关税，那么它的经济效果会达到韩美FTA的10倍左右1。中国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地。1988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只有几个，资金仅1万美元。但到2005年9月底，韩国来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532项，实际使用资金达295.5亿美元，比1988年增长了约600倍2。
文化与人员交流方面，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交流条件得天独厚，每周近800个航班穿梭于两国之间。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体系。以韩国影视、流行音乐、服饰为代表的“韩流”以强劲势头在中国掀起韩国大众文化的热潮。同时，中国文化也颇受欢迎。韩国在2004年底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全韩140所4年全日制大学，无一不设中国语系。在世界各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11万人中，其中7万名考生是韩国人，韩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可窥一斑。中韩在教育和旅游方面也交流甚密。截止2006年11月，韩国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达到5. 4万人，占外国留学生在华总数的38%3，成为在华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还是韩国人出访最多的国家，2006年访华的韩国人几乎占韩国总人口的10%，达到了440余万人。此外，到2006年底，常驻中国的韩国人多达70多万，并每年以10多万人的速度在递增，预计在两到三年时间里常驻中国的韩国人将超过100万。常驻韩国的中国人也有40多万，每年也在不断地增长4。
二、第二次朝核危机与中韩共同立场
第二次朝核危机是在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基础上发生的。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就开始核技术研究。90年代初，美国怀疑朝鲜正在进行核开发，要求对其检查。在美韩压力下，朝鲜同意就此问题谈判。经过艰难谈判，1991年12月，朝韩于板门店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接着，1992年1月，朝鲜又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核安全协定》，同意该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但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93年2月26日要求对朝鲜宁边附近两处存放生产核武器原料的场所进行特别检查时，朝鲜以该机构听命于美国为由拒绝接受，下令全国进入“准战时军事状态”，并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尽管美朝相互指责，但并不想迎头相撞。为此，两国从1993年6月到10月下旬先后举行多轮谈判，终于在1994年10月于日内瓦签署《核框架协议》，第一次朝核危机落幕5。
朝美虽然签署了核框架协议，但双方在落实问题上存较大争议。随着布什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强硬化，尤其是2002年1月称朝鲜为“邪恶轴心”后6，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美国也发现朝鲜进行核计划的更多疑点。于是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10月访问朝鲜，在此期间，他拿出朝鲜进口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的证据。朝鲜先是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确有此事”，并表示“正在研发更具威力的武器”7。11月13日，布什总统决定停止向朝鲜继续运送作为燃料用的重油。作为应对，朝鲜于12月22日宣布解除核冻结，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核设施安装的监控设备，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并于2003年1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8，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
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正值卢武铉总统刚刚上台。卢武铱表示继承“阳光政策”，并提出“和平繁荣政策”和“东北亚时代构想”9，体现了卢武铱对朝鲜以及整个东北亚外交的基本战略10。和平繁荣政策是为促进朝鲜半岛和平，谋求南北双方共同繁荣，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而“东北亚时代构想”则是希望将韩国建设成为东北亚的经济中心，体现了韩国有志于在东北亚地区扮演更大角色的雄心。由此可见，卢武铉的政策具有两大战略目标：一是促进朝鲜半岛和平，二是实现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的共同繁荣。
而鉴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朝核危机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自2002年10月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就开始介入。为将危机推向和平协商轨道做出了积极贡献。三方会谈打开了美朝互不相让的僵局，实现了危机发生后双方间的首次正式接触。穿梭外交促成了六方会谈，为和平解决危机提供了重要契机。
表1 中韩在历届六方会谈中的立场对比11
中国 韩国
第一轮 朝鲜半岛要无核化、朝鲜的安全要保障。 不容朝核、解除朝鲜安保方面的忧虑、发挥当事国作用。
第二轮 要启动实质问题的讨论，涉及具体如何解决核问题、探讨解决核问题的第一阶段措施，研究持续会谈进程的方式。第一轮六方会谈达成的共识将在第二轮会谈中作为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三轮 根据上一轮的共识，应尽快建立工作组。 首次提出弃核第一阶段的具体实施方案、期待实质性进展。
第四轮 各方应以最大的政治勇气，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共同开创东北亚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轮会谈“有必要产生共同宣言等共同文件”，其内容应包括：朝鲜必须承诺弃核，弃核应是对所有核武器和核计划可供核查的弃核；其他与会方约定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安全保证和开展经济合作；应把“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作为原则；接下来的会谈应在全体会谈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双边和小规模会议；要发挥主导作用；共同文件还应包括韩国对朝鲜输送电力等内容。
第五轮 希望各方以开放和灵活务实的态度建立初步信任，争取取得务实性成果。中方将照顾到有关各方的利益和关切，客观、全面、平衡地看待问题。中方的作用一定是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在朝鲜核试验后，韩国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上的原则立场没有变；第二，韩国希望会谈各方集中讨论核问题，避免双边关系问题影响会谈进程；第三，韩国希望本次会谈能以《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为基础，讨论朝鲜弃核的具体计划，制订初步履行方案；第四，韩国欢迎和支持在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按照同步原则分阶段采取行动。
第六轮 希望各方能够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将这些共识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 各方虽然存在差距，但由于各方都有想达成协议的政治意志，所以差距并非不能克服。最重要的差距是申报与核设施去功能化所能达到的水平问题。
从上表可见，在朝核问题上，韩国和中国的立场非常接近，两国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一目了然。大致说来两国的相同立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张朝鲜半岛（目前特别是朝鲜）无核化。以2006年朝鲜核实验为例，表面看突破了美国底线，但事实上，一方面，美朝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如领土等），另一方面，朝鲜运载工具落后，在可预期的将来也不会拥有洲际导弹，因此可见，朝鲜拥有核武器并不能给美国造成直接威胁，所以，美国底线并不是朝鲜一定要“非核”，而是不能将裂变材料移出国境12，布什所指出的“如果朝鲜出售核武器给伊朗或奥萨马领导的恐怖网络，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阻止”13也暗示了这一点14。而对于作为同一民族的韩国，虽然也不太可能是朝鲜核武器的主要攻击目标，但对于立志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且目前在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环境等都处于明显优势的韩国来说，朝鲜拥有核武器无疑会大大增加和平统一的难度。如果考虑到两国仍处休战状态，以及朝鲜和美日等国处于冷战，更可怕的是占韩国人口1/4的首尔距非军事区仅45公里，一旦爆发核战争，无论韩国是否是当事国，那么立即、甚至最大损失的无疑就是韩国。而对于中国呢？一方面，与朝鲜搭界的东北是重工业基地，人口稠密；另一方面，在长白山、黄海划界、以及历史等问题上，两国也存有争议；因此从长远看，朝鲜核问题与其说是美国问题，倒不如说是中国问题15。此外，从技术层面考虑，对射程愈短的导弹，拦截的成功率就愈低。朝鲜导弹飞抵首尔、北京、大连只需几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甚至根本无法有效拦截16。这就注定了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两国在朝核危机上第一个共同立场。
第二，都主张通过温和的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过程中出现了针对朝鲜的两种立场：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支持的‘温和的方式’（soft approach），美国和日本支持的‘强硬的立场’（hard line ）”17。韩国政府一直不赞同美国用军事手段解决危机，也不同意日本提出的禁止朝鲜船舶、飞机入港和禁止进口朝鲜产品等严厉制裁措施。韩国认为对朝强硬政策将造成朝鲜经济崩溃，逼迫其铤而走险。一直以来，为防备韩美进攻，朝鲜在靠近韩国的地区驻扎着超过100万人的部队，远程火炮可以直射首尔，这一方面意味着朝鲜发动袭击的警报时间相当短，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在韩的3.7万驻军，仅仅相当于紧急情况下的“阻挡者”。可以预料，一旦美国像攻打伊拉克那样对待朝鲜，必将使韩国蒙受巨大灾难，“作为前线（front-line）国家, 韩国对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非常敏感，因为这将给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使战争中不使用核武器”18。当朝鲜核危机在第三轮六方会谈后一度升级时，韩国报纸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阻止半岛发生战争；没有任何议题比7千万朝鲜同胞的生命更重要……在朝核问题上我们从没有改变的政策是——各相关国家应该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19。退一步讲，即使不发生战争，强硬立场造成的局势持续恶化，对韩国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环境都有消极影响，刚从金融危机中脱身的韩国绝不愿看到这种局面。此外，自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推行“阳光行动”，以及随后亲自访问朝鲜“破冰之旅”以来，南北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韩国当然不希望这些成果随着战争“化为乌有”。
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将最高目标放在经济现代化上，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而朝鲜不仅是中国邻国，也是其东北安全的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20。从历史上看，不愿朝鲜半岛被任何外部力量所占从而对自己构成威胁是中国的历来国策，比如甲午战争和朝鲜战争。而美国如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危机，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无疑会取胜，在朝鲜驻军也并非没有可能21。事实上，中国坚决反对未来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在美国的重大影响之下22。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将随时处在美军威胁之下，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会骤然增加，并直接影响到两国未来任何形式的竞争胜负。此外，还会带来以下负面后果：第一，引发难民潮，造成社会治安等问题；第二，中国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巨大经济利益将随战争爆发而可能化为乌有；第三，战争爆发除影响到对美关系外，也会影响到与韩、日、俄等国关系。正因为此，两国才不顾美国压力，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朝鲜放弃核开发，期望和平解决。
第三，中国支持韩国的“当事者原则”。无可否认，对朝鲜核计划最紧张的是韩国。朝鲜多次表示，如果韩国一味追随美国对其伤害，朝将在必要时把朝鲜半岛变成灰烬23，“尽管此举无疑是自杀性行动，但平壤——或者出于先发制人、或者出于对美国攻击的最初反应——仍然会对美国军事力量与韩国军事设施进行攻击，以期分裂美韩同盟以及为阻止美国进一步攻击而获得世界舆论的支持”24。对朝鲜这种威胁，韩国最为担心。从经济上讲，现在朝鲜连粮食问题都没解决，而韩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韩国迫切需要通过当事人身份，亲自了解与掌握事态发展，特别是想知道朝鲜的真实态度25。正如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宋旻淳所说：“作为朝核问题的最主要当事国，稍有不妥，韩国就要承担责任。因此，与其被其他国家所制造的局面牵着走，不如促成并引导有利于我们的局面”26。从上表里也可发现一个有趣现象，第一轮六方会谈韩国明确提出“当事人原则”，但在第二轮、第三轮不怎么提的情况下，第四轮又重新提出来，甚至又强化了，这表明韩国举国上下对该问题的重视。而对于韩国的“当事人”主张，胡锦涛2005年11月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朝韩双方是朝鲜半岛问题的直接当事人，中方一贯认为，半岛问题最终还得依靠朝韩双方的对话和协商得到解决”27。
当然，透过上表也可以发现由于两国在此次核危机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立场上也有细微区别。比如，中国作为主席国，所持立场较为概括，而韩国的立场则比较具体。这种细微区别的背后逻辑与中韩两国在朝核问题上欲谋求的目标有关。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朝核问题，而是欲在此基础上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建立对美互信、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负责任大国”——特别是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可以担当领导角色；而反观韩国的目标较为单一，主要在于解决北朝鲜核问题。
三、中韩协调及韩国的“当事人原则”
六方之间显然经常进行协调。北京的穿梭外交为将各方带到谈判桌前做出了巨大贡献28。不难想象，即使在技术层面，六方会谈也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比如在同声传译方面，五种语言——汉语、英语、韩语、俄罗斯语和日语——同时需要。但是，比技术层面更困难的是如何协调各方在立场、姿态和顾虑等方面的不同29。对于中韩协调，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可喜的是，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了彼此分歧，因此中国可以在此前提下进行很好的协调。
为什么成钱学森为两弹一星的专家
钱学森（1911.12.11～今）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今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前身的一部分），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火箭研究。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一位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编辑本段]生平
1、早年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可后来的事，钱老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冯·卡门教授的修生，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至了他的最得力助手。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钱学森成为 冯·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1929年至1934年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47年与蒋英结婚。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学森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早年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独立研究以及和冯.卡门合作研究提出的许多理论，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都进行过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最高荣誉奖 两弹一星” 。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2、回国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周恩来抓住时机启动中美谈判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的信件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编辑本段]相关
1955 年10月1 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呀！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随后赴美留学，师从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成为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但是,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工作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了。这一年的中秋之夜，钱学森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一边赏月，一边倾诉思乡情怀。年年中秋，今又中秋，在这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谈论着祖国的美好前景，感到格外兴奋。
此刻，钱学森埋藏心底很久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留学生中有人劝道：“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钱学森诚恳的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大家————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的。”
听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到那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绝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然而，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动摇。经过五年的漫长等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的研制和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编辑本段]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编辑本段]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对钱学森老人这样评价：大千宇宙 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 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 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辗转回国，钱学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硬劲；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冲劲十足！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 有人说她的什么像诗歌一样 什么像散文一样？
是《美国政治风向标》一书中“党内预选”一章的内容2008年，希拉里与奥巴马在美国民主党内部争夺竞选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希拉里团队的一段话。
希拉里的竞选班子紧紧抓了奥巴马竞选讲话中冗长的漏洞，对奥巴马发起猛烈的攻击，说“他的竞选像一首诗歌，而执政就会像一篇散文”。而希拉里的演讲会更像是拉家常，虽然很琐碎，旁人听起来索然无味，但在选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她都能胸有成竹地娓娓道来。
本书的内容有：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党内预选,是由选民来决定政党提名的过程,包括初选和党团会议两种方式。担任过34年众议员以及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着名政治家奥尼尔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的确,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无论高层的竞争多么激烈,媒体上的报道多么火热,竞选活动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地方。具体到总统选举就是候选人必须从预选阶段甚至更早开始争取基层民意,特别是以州为主要单位的民众倾向。美国历史上曾没有预选,而是由党内大佬在密室交易后圈定党内提名。这种不民主的方法受到多方唾弃,历时半个世纪才改为今天的预选方式,由选民而不是政党领袖来决定政党提名。首先党内的候选人要经过激烈竞争,而预选也就成了大选的演练。预选,准确地说,也不是选民直选,而是选民选择代表去参加在夏季举行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投票。全国大会不再是竞争场所,而是确认选民选择的地方。具体到各州何时进行、如何进行初选,以及其他规则都由各州决定。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初选和党团会议。前者是选民投票选择代表,后者是召开某区域选民会议来投票。初选初选一般分为直接初选和间接初选。直接初选是选民直接选择喜欢的候选人,将选票分配给支持某候选人的代表。间接初选是选民能在选票上看到代表名字,而代表也可以不宣布自己的支持对象。其次,根据参与选民的群体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类:关门初选(closedprimary):只有登记为某党选民的人才可以参加该党初选,目前大约有15州采用。开门初选(openprimary):不必登记均可参加。有些州对无党派者开放,对其他党不开放。还有些州全开放。政党领袖往往不喜欢这种初选,因为它允许党外选民影响党内提名选择。不过这是目前最流行的初选,大约有27州予以采用。咨询初选(advisoryprimary):允许选民在选择大会代表的同时,表达对最喜爱的候选人的倾向。再次,关于结果分配,又有赢家通吃制(winner-take-all)和比例代表制两种。比例代表制更受欢迎,民主党一般采用比例代表制,只要获得15%以上的选票都可以得到相应比例的代表席位。2008年,民主党在全国均使用“比例代表”制。在初选中,假如A、B、C、D四个候选人分别得到35%、30%、20%和15%的选票,那么本州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按照这一比例进行分配。如果是党团会议,则按照选区得票比例分配参加州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过,即使是“比例代表”制,如在党团会议中,代表的分配也不是那么严格精确。按照规定,选区内所有得票超过15%“生存线”的候选人,至少要获得一个代表名额。比如在一个选区,假设有五个参加州代表大会的名额,上述A、B、C、D四个候选人由于都超过了生存线,那么A可能会得到两个代表名额,B、C、D都要保证至少有一个代表名额,那么B、C、D之间的得票差距就会被忽视。在爱荷华党团会议当天,美国C-SPAN电视台直播了该州第53选区(第蒙市罗斯福中学餐厅)的民主党党团会议。在这个400余名选民参加的党团会议中,奥巴马获得180人、爱德华兹获得150人、希拉里获得70人的支持。这个选区六个代表名额最终三个分配给奥巴马,两个给爱德华兹,一个给希拉里。与此不同的是,共和党在有些州实行比例代表制,有些州则是“赢家通吃”制。与总统选举中的“胜者全得”不同的是,初选中的“赢家通吃”是在选区层次的“全得”。每个选区的代表名额将全部给在这个选区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如果仍以上述四个候选人为例,A候选人将得到本选区全部代表名额。党团会议党团会议是一个选举小区域内的选民聚会,讨论候选人的优缺点,然后在群体氛围中投票决定候选人,往往是一个州各个区域在同一时间召开会议。有良好组织动员能力的候选人及其团队,能够凭借在会议上支持者的数量,引导舆论的走向,从而赢得投票。党团会议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提名制度,比初选历史悠久,但它没有直接投票的初选来得简单易行,也没有不记名投票来得公平、理性,投票率远比初选低,今天已经较少采用。但是这样一种“市镇会议”的形式,深深根植于自殖民地时期开始普遍实行的市民自治传统。从程序角度来看,初选和党团会议都比密室交易要民主,但是从投票率和投票者的角度来看,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相对于大选,初选特别是党团会议的投票率很低,大概是大选的1/10-1/2。这个问题由于时间表的提前更加恶化,因为排在时间表后面的选民觉得提名已经显而易见,他们的意见已无关紧要。相对于低投票率,很多人更加担心初选和党团会议吸引的选民类别。学者们发现,初选选民比大选选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年龄层次更高,他们更有政党倾向,更多接近政治活动核心。对于共和党来说,初选选民更保守;对于民主党来说,他们更自由化。候选人被迫在初选和大选中表态不一致。初选时,他们会表达党派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观点来赢得他们党的忠实拥护者。在大选时,他们更接近中间派选民集中的政治中心。初选中,有极端意识形态倾向的候选人更具有优势。如果五个民主党自由派和一个共和党保守派在新州竞选,很可能后者赢。党团会议的参与者更少,比初选少1%。愿意花整晚时间来讨论候选人和议题的投票者,其党派性比初选投票者更强烈。以下是2008年爱荷华党团会议和新罕布什尔预选的实例。爱荷华州,人口29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98%。在美国50个州中,人口排名第30,面积排名第31。新罕布什尔州,人口130万,占全国人口的0.43%,在美国50个州中,人口排第41位,面积第42位。不客气地说,除了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初选,这是两个州不大有机会上到美国几大报头版的地方。然而单在这个不大的爱荷华,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电视广告上的投入是4000万美元,平摊到290万选民身上,每人17美元。由于最终参加党团会议的选民只有10-20%,因此候选人相当于为每个与会者花费了150-200美元的电视广告费。预选时,在爱荷华州1700多个选区,注册党员到自己家附近的指定地点(通常是学校、教堂、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有时甚至是在某人家的客厅里)参加会议。在类似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的小型“市镇会议”上,选民们讨论本党政策、各候选人派遣的干部面对选民做直接竞选,随后选民投票选举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举没有选票,每人发张白纸,人们写上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名字。整个过程不那么严格,即使名字拼写错了,比如把克林顿的Clinton写成Klinton,只要不造成误会,也是有效选票。各会议点选举结果出炉后即向州党部上报并由媒体公布。民主党党团会议没有投票过程,注册党员们是“公开用脚投票”,与会者按照支持的候选人来分组,支持同一候选人的与会者站到一起形成一组。提早的日程始终是这两个州的骄傲。当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开始投票时,这两个州的大众们就为大选奠定了基调,确定了某些候选人的优势,排除了某些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尔后,大部分美国人会大致认同他们的选择,紧密团结在领先者的周围。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与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被证明是对两党候选人的关键考验。近几十年的总统选举史表明:如果一个候选人同时拿下这两个州,那么就似乎能拿下全国提名。如果这两个州都没有拿下来,结果几乎就是出局,唯一的例外是1992年的比尔?克林顿。当年,两州都选择了自己的老乡。不过,克林顿表现不错,反而赢得了全国性支持以及大笔捐款,最终进入了白宫。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记录是,从1952-1988年,最终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的候选人都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胜利。在两州的胜利,不仅仅是客观意义上的选票胜利,其实是一场高超的心理期望游戏。更明确地说,候选人表现超出人们预期,才是真正被关注的“胜利”,反之即使最为领先,也未必是胜利。比如1996年,多尔被认为是共和党的领先者,但是他在爱荷华州只赢得了26%的选票,领先帕特里克?布坎南仅3%。所以媒体认为布坎南赢了,因为他超出了原先的预期,让多尔陷入困境。多尔随后输掉了新罕布什尔州,好在几周后他恢复了状态并赢得了提名。奥巴马的肤色vs希拉里的眼泪2008美国总统大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在共和党方面,黑马白马在两场预选中次第杀出,各路候选人陷入一片混战。在民主党方面,焦点则集中在女人希拉里和黑人奥巴马身上。2008年1月3日,爱荷华州的第一场预选就给大家带来了意外,先前气势最盛的希拉里不仅输给了奥巴马,甚至还输给了爱德华兹。媒体和舆论的风向随即发生了偏转,奥巴马乘胜杀入新罕布什尔州,CNN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在该州领先希拉里13%。有媒体披露说,希拉里阵营已经放弃了在新罕布什尔取胜的希望,把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个州:“希拉里阵营的唯一目标是不要输得太惨,尽量缩小与奥巴马的得票差距。”1月8日晚7点,新罕布什尔州预选的投票数字开始陆续公布。对于这场万众瞩目的选举,各家电视台倾注全力转播,各路专家和评论员们纷纷现身演播室做现场评论。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问题:新罕布什尔的失败对于希拉里意味着什么,她的总统之路是否就此终结?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屏幕上评论员们在高谈阔论,荧屏下端的统计数字在不停地滚动变化。当10%的票站将数字报上来的时候,希拉里38%,奥巴马36%;到15%的票站将数字报上来的时候,希拉里40%,奥巴马仍然是36%。而演播室的评论员们似乎毫不知情,依然喋喋不休地讨论着“希拉里输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观众都看懵了,明明是希拉里在领先,评论员们在侃什么呢!两个多小时之后,最后的选举结果出来了:希拉里以39%的得票率,以两个百分点战胜了37%的奥巴马。这一下,演播室里的专家和评论员们都傻了眼,选前明明是奥巴马领先两位数的民调,怎么最后来了个大翻车呢!根据美国民意调查的一般规律,抽样调查的误差概率应该是3%,也就是说差距在3%以内就难分伯仲。而此次新罕布什尔的民调结果超过10%,理论上是不应该出错的。自20世纪中叶美国对大选展开“民调”以来,历史上只出过一次“大错”,那是在1948年,“民调”显示杜威将压倒杜鲁门,而结果正好相反。“民调”科学家迅速对这次重大失误展开了研究,发现出错的原因在于“民调”的通常手段是通过电话进行抽样访问,而当时电话并不普及,有电话的都是有钱人,穷人没有电话,因此导致调查的样本没有代表性。从那以后,民意调查技术和手段不断精进,并成为一直是可以信赖的预测结果的工具。新罕布什尔“民调”失真的问题旋即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媒体和专家们纷纷给出了解释。有人认为,选前的“民调”失真可能是希拉里阵营故意玩弄的一个策略,通过制造奥巴马遥遥领先的假象,让奥巴马的支持者们认为大局已定,不用出来投票,而希拉里的支持者则会倾巢出动。这个解释比较诡异,似乎媒体和“民调”是可以被操纵的,这在现实中恐怕不太可能。另一种解释认为,“民调”失真主要是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结构导致的。新罕布什尔州位于美国东北部沿海,人口流动比较大,年轻的、第一次有投票权的选民占总数的23%。选民中有不少是外州搬过来、年龄介于30—49岁的中产阶级和50—69岁把这里作为退休养老地的居民。这些选民的倾向性不明确,独立性强、摇摆性大。美国德瑞克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系主任阿特尔?桑德教授认为,奥巴马的落败,主要因为独立人士和年轻选民没有踊跃出来投票,导致“民意”和实际结果不符。这仅仅是一个靠得住的解释,但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同一般人理解的民主不同,美国的选举历来是靠选民的自觉自愿和政治热情,而不是强制投票的。因此,遇上刮风下雨、工作忙或者在家照顾孩子,都有理由不去投票,这样的选举理论上无法正确反映全体合法选民的意志。曾有一位阿根廷人这样评价美国的民主选举:“这算什么民主?在我们国家,如果我的护照上没有投票的记录,我是不能被允许出国的。”美国选举投票的非强制性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选举的投票率向来不高,总统大选的正式选举通常不到50%,国会选举只有30%左右,而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预选的投票率更低。投票率的问题往往成为候选人竞选者策略的关键,只要己方支持者的投票率越高,获胜的几率就越大。当年小布什的天才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就是因为参透了这个道理,辅佐小布什夺取并保住了白宫的宝座。奥巴马的策略是“倚小卖小”,显示年轻、活力、未来和变革。他的竞选演讲通常会从“让我为21世纪而变革……”开始。奥巴马是位天才演说家,他的口才非常吸引人。古希腊的德摩斯梯尼与古罗马的西塞罗都是史上有名的演说家,据说他们俩的区别是:听完西塞罗的演说,人们会由衷地赞叹讲得好;而听完德摩斯梯尼的演讲,人们会立即情绪激昂地上街游行。奥巴马的演说堪比德摩斯梯尼,使得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希拉里的策略恰好是“倚老卖老”,她的年龄、资历、经验加上人脉。因此,希拉里的竞选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全国的“民调”始终领先,在党内也有众望所归的意思。然而她的最大弱点就是缺少个人魅力,在不亲近的人面前,她的说话会让人昏昏欲睡;而在亲近的人面前,她又显得太咄咄逼人。随着新鲜感的消退,希拉里的竞选越来越让人打不起精神,支持率节节下滑。新罕布什尔的结果在根本上是两位候选人优劣势消长的结果。在爱荷华最初的兴奋过去后,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现实,关心两位候选人在教育、医疗、儿童保护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的观点。这个时候,奥巴马的优势突然变成了劣势,人们发现他的演说虽然很美,但更像是一场表演,缺少实质内容。希拉里的竞选班子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对奥巴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说“他的竞选像一首诗歌,而执政就会像一篇散文”。而希拉里的演讲更像是拉家常,虽然听起来索然无味,但在选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她都能胸有成竹地娓娓道来。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选举前一天的一个小型集会上。一位妇女出其不意地提出了一个私人的问题:“你用什么办法总是能够保持头发和外貌都那么完美?你是怎么保持这种乐观的良好状态的?”面对如此女性化的问题,平日总是显得老练、淡定的以至于总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希拉里突然动了感情,她回答:“那真不容易。如果我不是以全副感情来相信我所做的是正确的选择的话,我是做不到的……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机遇,我真不希望倒退。”她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眼角闪烁着泪光。希拉里的眼泪立即成了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一幕向选民展示了一个女人的本性,同时也打动了无数女人的内心。而她的竞选对手和媒体则讽刺说,希拉里难得动一次感情,这回眼看要输才哭这么一鼻子,甚至说这是希拉里精心设计好的两滴眼泪。媒体的刻薄更加激发了女性选民的不满,希拉里自我控制和情感不外露被描绘为冷冰冰缺乏人性,她掉了泪又被说成是女人的软弱,这显然是性别歧视在作怪。于是,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的女性选民中赢得了47%的支持,比爱荷华高出8%。这不能不说是两滴眼泪起到了作用。对奥巴马而言,新罕布什尔“民调”失真则可能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征兆,这便是所谓的“布莱德利效应”。汤姆?布莱德利是黑人政治家,上世纪80年代两次竞选加州州长都遭失败。在选前乃至选后的站口“民调”中,他始终领先对手5%,但最终投票揭晓的结果却每每落后6%,一进一出的误差在10%左右。“布莱德利效应”后来被研究者定义为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暗流:许多选民,即使是来自相对开放、自由派的选区的选民,在面对公开民意调查时,不会说他们不投黑人的票,因为那不符合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但是秘密投票时却做相反的选择。爱荷华的民主党的地方投票都是公开的,虽然白人占96%,但许多白人害怕被邻居认为自己有种族主义倾向,在众目睽睽之下都会将选票投给奥巴马。而到了秘密投票的新罕布什尔,情况就不一样了。奥巴马的肤色、希拉里的性别,这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两个隐性关键词。虽然没有人敢公开谈论,但其实是无法回避的。“超级星期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预选日程不断提前导致本来漫长的2—6月份的过程一下子浓缩到了1—2月份的决策,2008年这种压缩式的预选更是登峰造极。特别是2月5日,这是个星期二,有20余个州同时进行初选,计有7000万名注册选民将在这一天前往投票。故这一天被政治评论员冠以“超级无敌星期二”(Super-DuperTuesday)或“海啸星期二”(Tsunami Tuesday)。初选日程的变化源于各州希望提升自身重要性的努力。人们普遍相信,初选开始越早,越容易影响风向,该州受到的国内外关注就越高。比如有最多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州就不断提前自己的初选时间,1992年是6月,1996年是3月26日,2008年提前到2月5日。在初选中,专家们会常提到“彩车效应”(bandwagoneffect),用以指代人们习惯于聚集在假定的胜利者周围。在2008年高度集中的初选日程中,会产生如何的彩车效应?最早初选的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角色面对超级初选是增强还是削弱?竞选人如何在如此密集的初选中分身有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赢得密集型的初选,候选人身后的组织非常重要。首先是制定合适的竞选策略,主次轻重区分清楚,其次是在各州的基层竞选组织必须有力配合,组织鼓动支持者投票,以应对候选人无法在短期内同时出现在各州的情况。根据专家们的普遍意见,超短裙式的初选利弊共生,主要有三个优点、四个缺点。三个优点是:它促成更早的一致,以便政党尽早团结在自己的候选人周围,团结备战大选,避免自乱阵脚。拉长的初选季鼓励政党内部斗争,短季意味着领先者很早出现。它避免过多关注少数州的选民情绪。新州和爱州不代表全国选民;给予更多州的选民表达意愿的机会。它鼓励有最强组织的候选人。多州同时投票有利于那些建立完善全国竞选组织的候选人。地区性的、边缘性的候选人不易得到支持。四个缺点是:它青睐了资金充裕的候选人。以前可以重点投资于少数初选州,寄希望于好结果可以带来大笔资金。但是,现在要同时在多州开支,费用巨大就需要事先筹资更多。它意味着更多的电视广告和网络关注,更少的零售竞选。很难在极短时间内的广阔地域建立个人声望,其结果是竞选更依赖商业电视和选民更少时间了解候选人。它导致3月份至夏季之间选民的疲劳期。2000年这段时间选民关注率下降了50%。它对不知名的候选人不利。二三十年前,相对不知名的候选人在先初选的少数州可能表现良好,使他们成为可行的提名竞争人,而现在可能性很小了。
参考：/reading/105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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