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华强硬的麦卡锡刚接掌众议院大权，就出台了对华不友好法案。
1月13日，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法案，限制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售予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实体。
这项法案13日在美国联邦众议院以331票赞成、97票反对通过，除了共和党议员支持这项法案外，也有113名民主党议员加入赞同立法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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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由众院能源暨商业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提出的法案，禁止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SPR）的任何石油产品出售给“中国政府拥有、控制或影响的任何实体”，并将要求美国能源部确保原油不会出口到中国作为销售条件。
罗杰斯在投票前发言表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是为了因应像是飓风和自然灾害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他还称，出于政治目的耗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并部分出售给中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众院能源暨商业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帕隆也反对向中国出口石油，但他认为，共和党的法案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法案将送联邦参议院讨论表决。若能通过，将送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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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总统上任后，国际时局变化，油价上涨，而为了解困，拜登去年9月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每天释放100万桶原油，为期6个月。而其主要是为了遏制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
而更令人气愤的是，麦卡锡上任后，其随即实现选前政见，利用两党的反中情绪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成立“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此乃1990年代以来，众院首度针对中国成立“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会长盖拉格表示，中国的威胁迫在眉睫，现已是关键时刻。可见美方不分党派，反中情绪十分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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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美国日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更进一步拉拢台湾，麦卡锡也早在数月前就曾宣布，在上任众院议长之后将会访台。中国大陆1月8日突然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军演，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与国台办主任宋涛也都提前上任，可见大陆严阵以待，这将再度掀起两岸的紧张。（井上蛙）
延伸阅读：
麦卡锡：中国"威胁"太大了 我们不能彼此内斗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萧达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陈子帅 刘海生 柳玉鹏 陈康】当地时间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的压倒性表决结果批准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专门负责“美中竞争”事务并应对所谓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多方面威胁”。当天，所有共和党众议员和超过2/3的民主党众议员对设立该委员会投下赞成票。尽管此前美国众议院在选举议长时乱象频出，使美国政治的混乱撕裂以及麦卡锡本人成为全世界的谈资，但这并没有妨碍麦卡锡和两党议员在应对中国问题上共同“秀强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表示，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士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从美国自身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出发，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多名中国学者1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已达到新高度的情况下，两党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就是将矛头对准中国，企图寻找一个外部威胁来把两党“团结”起来。这种内病外治、祸水外引的方式会将中美关系拖入一个恶性循环，不仅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混乱。
“最大的担忧”是落后于中国
在美国众议院周二对设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投票表决前，当选众议院议长仅3天的麦卡锡特地致辞呼吁两党“团结”。他称：“我希望能以一致的口径专注应对中国挑战……（中国）威胁太大了，我们不能彼此内斗。”“对于未来，我们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落后于中国。我们对中国的依赖所构成的危险是可怕的，”麦卡锡称，“今天，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而这是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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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麦卡锡在赢得众议院议长选举后的首次演讲时就表示，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将以强硬的姿态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他还公然宣称“中国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
根据决议，这个特设委员会不具备立法管辖权，但它将针对中国经济、技术和安全发展及其与美国的竞争情况进行调查或举行公开听证会，向众议院提供政策建议和立法提议。该委员会由16名议员组成。麦卡锡的盟友、鹰派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将担任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将重点关注如何加强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态势、结束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遏制所谓“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窃取”等。“我们需要立即做些什么，研判还需要进行哪些长期投资才能赢得与中国的‘新冷战’。”他称，该委员会将首先审查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并降低对中国药品原料和稀土等产品的依赖。第一场听证会可能在2月初或2月中旬举行。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在该决议通过后表示，民主党将与共和党合作，以“严肃、冷静和战略性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持保留意见。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称，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行动存在“合理担忧”，但她反对成立这个委员会，因为“众所周知，仇外言论会加剧美国国内的反亚裔仇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董春岭1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这些美国议员的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从成立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两党反华势力集结、对华进行“新冷战”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未来将充当美国国会推动反华议程急先锋的角色，表明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遏制围堵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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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恐惧加深
对于美国众议院设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两党对于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担忧、疑虑、恐惧加深的最新信号。和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政府也挑出中国作为美国经济和安全面临的最重大的长期威胁。彭博社称，众议院成立这一特设委员会，凸显出中国议题是能将各个政治派别议员纠集到一起的少有的领域。这反映出美国政客中存在一种普遍情绪，要求采取对抗性策略来遏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设立针对中国的特设委员会只是本届众议院通过的第二项决议。众议院当天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设立“联邦政府武器化特设委员会”，共和党以221票赞成、211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该决议，要求对拜登政府把联邦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当作政治武器，压制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各级保守派的行为进行调查。对此，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痛斥，该委员会类似于上世纪50年代共和党众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臭名昭著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我称这个新委员会为麦卡锡委员会，”麦戈文一语双关，“这个委员会不过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极端分子的疯狂策略和极右翼阴谋。”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对《环球时报》称，“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复活，其对内表现为两党激烈内斗，对外表现为设立专门针对中国的特设委员会，这表明美国各种反华势力将联合起来，通过举行一系列听证会和调查，对中国发动新一轮激烈的抹黑、诋毁和破坏，同时它也将着重打击美国国内那些对中国保持客观、友好态度的工商界和学界人士。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称，虽然目前两党对抗北京的立场一致，但实际上，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政治极化并未缓解，未来国会内部、国会与白宫之间，都将上演更激烈的冲突。这不仅将对美国政府正常运作投下变数，也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报道称，众议院可能会在刺激中国这件事上走得更远。与此同时，美国展现出的政治极化和强烈的孤立主义可能会失去盟友的支持。美国新国会将是对北京战略定力与耐心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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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拜登以及高层官员一方面多次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另一方面却完全违背这些承诺，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人权等问题上继续挑衅中国。
吕祥表示，在极端分子掌控众议院的发言权后，中美之间的风险因素将进一步增加。麦卡锡等政客很可能会在误判形势的情况下，采取针对中国的冒险主义行动。因此，中国应该警惕在台海和南海等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不定时炸弹”，并全方位做好实时应对美冒险主义行动的方案。
董春岭说，美国不断拉帮结派，强化在亚太地区同中国的地缘竞争，企图利用最后“十年窗口期”挑动各类矛盾冲突，给中国制造发展障碍。他说，我们对此一方面要保持定力，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为迎接更大烈度的中美战略博弈做好充分准备。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国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彭博社10日以此为题刊发的一篇评论受到美国舆论关注，《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纷纷转发。该评论称，美国（对中国）筑起高墙，导致本国企业损失数十亿美元。然而华盛顿的政客对此不在乎，他们坚持认为，（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结束。对此，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希望其参与支持自由世界秩序的许多国家都不同意。无论如何，中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印太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仍然处于核心。各国都把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高效的生产者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文章称，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全球化对提高各国竞争力和繁荣至关重要。不幸的是，美国政界太多人忘记了这一点。贸易数据显示，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政策生效后，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总额增长了71%。
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到底哪个更利于中国国际战略地位？
个人认为是冷战时期对于中国总体战略地位更有利。当然，上述的那时间，并不是指冷战时代的全程（1949-1991），主要是指二十世纪60-70年代。
楼主只要细致一点观察，冷战时期，除了美苏在基本和平状态下争霸的情况下，还有几条主线，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美洲国家的民权运动；西欧国家政策在失去殖民地后国家分别的调整；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东欧国家针对苏联强权控制的反抗。
纵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上，是社会主义的最世俗化的苏联，对于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是绝对的中流砥柱作用。战后，在西方国家内部，尤其是在美国，民间对于传统的西方价值观出现了非常大的反思浪潮，美国当局，在经历了50年代最激烈的反G浪潮----麦卡锡运动后，偏“左”的肯尼迪上任，对于国内的左翼思潮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妥协，从而民权运动就此进行，这对于美国军方和宗教保守人士作为支持的几场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制约效果很大。同时，美国民权运动给美国国内经济运作带去的效果就是：工会影响加大，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较大，此时，美国对于在本土经营的工商业保护政策比较多，从而，在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渗透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日本出口型的经济崛起也一定程度有这样的客观原因）。
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这一个一直以来左翼思想影响比较少的区域，都出现了阶段性的特色，墨西哥偏左的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政治上与北美国家保持距离，军事上采取严格的裁军，并加入了亚非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不结盟运动。在南美大陆，民众主义的领导人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大国出现，采取了类似于当时韩国和台湾地区那样的带国家干预的“出口替代”发展政策。不过此时，拉美民众主义领导人的政策，总是遭到那些国家内部的军方和保守派人士的阻挠甚至永久中断。这样，这一阶段，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仍然和中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欧洲方面，大致上，英法两国基本上是以渐进而和平的方式让其亚非国家的殖民地独立的，此时，尤其是英国，进入了一个急剧裁军的阶段，在联合国中有常任历史地位的英法两国进而以对这些亚非前殖民区域建立了英联邦或法语共同体之类的组织。从而，英法主要是维持着政治和文化等软国力方面的优势。由于有这种影响力，所以，英法两国相对来说由于有足够的软国力影响，因而在60-70年代能在北约组织中，保持着比较大的和美国的距离。以英国为例，英国很早就率先承认新中国，反对越南战争。法国走上这条明智的道路起步相对晚一点，但纵所周知，戴高乐上台后，法国对华态度开始走在西欧前列。欧洲小国中，以瑞典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也在当时达到了国际主义和中立主义的高潮，瑞典由于在战后得到了英德等老牌欧洲大国的技术转让，能在作为西北欧洲抵抗苏联进攻的前哨的状态下富国强兵，并且和美洲国家不同，瑞典为代表的很多欧洲小国也先后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在联合国中多次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努力。整体上，在西欧，和我们媒体中那个“冷战时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欧洲”不同，二战时期的主要战胜国和传统倾向中立的国家，大都和美国有较多的不同，即使是有心维护北约一体化的二线国家----荷兰等，都由于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了和新中国建交的道路。而主要战败国，诸如西德、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在大量美军的驻扎下保持政治上的相对沉默，进行战后经济的恢复。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那一阶段，情况和很多欧洲国家差不多，在进行战后经济的恢复，同时，日本当时内部有一些情况，亲G的左翼青年在日本民间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影响很大，给日本自民党当局造成一些动荡。日本GOV必须应付那些问题。所以暂时无力进行扩军政策，只能在美国军事保护下维持较弱的军事力量。
在东欧，由于苏联和东德先后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卫星国进行一些军事干预，虽然维持了西斯拉夫人（主要是信奉天主教或新教的国家）的严密控制。但是，这事实上是打击了苏联的国家威信。在60-7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先后在政治上，采取了对苏联保持距离，对华友好的政策。可以这么说，由于客观上的政治变动，而且北约和欧共体的势力也无法在中东欧渗透的情况下，中国无形中，获得了在华约较为贫穷的成员，足够大的威望。作为经互会成员的朝鲜一定程度也可以纳入这一范围内，朝鲜当时作为相对富裕的国家，也对华采取非常友好的态度，这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东北方向的产品交流通道，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
在亚非地区，大量的国家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中得到解放。这些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比如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埃及的纳赛尔和摩洛哥首任国王哈桑二世等，大都是早年经受过欧洲先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自己的新独立的国家，也总抱有一种理想化的希望。在亚非地区很多国家，当时领导人纷纷把各方面的资源全部或部分地进行国有化，这事实上是一种“鸟笼经济”，中国作为当时在西式金融贸易不怎么发达的国家，恰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能成为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榜样”，中国通过一些几乎是无偿的劳力和产品支持下，足以让那些国家毫不犹豫地和中国建立起好的关系。
恰好是此时，目前的穆斯林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2国，有大量美军部署的土耳其和进行伊斯兰原教旨政策的阿拉伯半岛诸国，由于石油价格相对较低，远没有目前那样的经济优势。从而土耳其和沙特等，难以利用传统伊斯兰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宗教上倾向于原教旨主义，经济融合度高的亲西方的穆斯林国家集团。这情况，也有助于这2国以外的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对中国支援的依赖性。
至于印度，虽然和中国关系长期不和，但当时的印度是国大党绝对优势的时代，起码在经济方面，由于国大党是相对世俗化的印度大党，对内，采取的是一种扶植印度民族工业的情况，保持和西方控制的多个世界性的金融大鳄明显的距离，这同样是一种“鸟笼经济”模式，所以此时，印度经济对中国存在有潜在的依赖性。
由上而述，在60-70年代，亚洲和非洲大多数国家刚独立不久，相对来说，区域性的国家集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建立，加上组织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大都对孤立地发展本国经济有一种理想化的憧憬，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处于一个低潮，，那些国家大都进行一种“鸟笼经济”。而中国当时在这方面相对经验比较多，也相对成功，所以，在那时候，战略上，中国对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大。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美国，民权运动逐步退潮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得到整合，压倒了主张对世界上左翼妥协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事件就是里根上台。美国政府规模和权力被削减了，进而引起美国工会和知识分子的地位相对削弱，而军方，大企业主和宗教保守高层的地位则在美国得到提升。美国金融业在低税率和雇员较高强度劳动下，在8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进而为最终在对苏联的军备竞赛获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很重要的一点，美国金融实力在这波增长潮中，明显拉升了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东南亚华人财团（主要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大公司）的经济。本人必须首先承认的是，香港大多数华人资本家是爱国的。不过的确，在中国80年代开始，港台资本非常活跃，这一定程度，让中国经济逐步出现私有化的倾向，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也逐步固定在一个西方希望的全球经济的角色----中国拥有以众多小而恶性竞争的轻工业和民用制造业，产品的确因为“价廉物美”而畅销全球，但重复建设严重，环境压力加大。
在拉丁美洲，由于在60-7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希望发展“出口替代”型的经济而大量象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引入大量高息贷款，由于利息越滚越大，加上拉美国家因为各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发展缓慢而难以还清贷款。逐步得，他们不得不接受IMF或世银的要求：更深层次的私有化，更少的政府干预，更深得陷入了美国控制的美洲区域国家组织（以墨西哥在1993年放弃中立政策加入北美经济共同体为代表性的结局。）
欧洲方面。随着英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事实上的相对式微，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深，在冷战时期对于恢复大国地位抱有理想的英国和法国，已经逐步回归现实主义。因为实质上这2国在欧洲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已经很小了。相比之下，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地位，是相对提升的，后面这3个国家，由于相对来说缺乏在联合国方面的影响力，所以相对事实上在政治上和美国关系总体更好的，因为这3个国家相对于英法两国更认同美国控制下的市场全球化进程，（以2009年国际人权大会上，德意西三国领导人出于对内贾德的不满，和美国一道杯葛了这次会议）。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伦敦和巴黎方面相对于冷战时代，独立的声音少了，更多时候是作为北约和欧盟一部分在国际舞台上发话。西欧小国当中，这种角色变化事实更明显，冷战时候中立倾向的瑞典加入了欧盟，成为北约和平合作伙伴国，作为独立中立国家在国际上发话的机会少了很多；而相反另一个小强国----荷兰，则以北约和欧盟一体化为依托，开始作为挪威，丹麦和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小国军事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
总体上在西欧，从冷战末期开始，的确欧共体扩张成更统一的欧盟，但由于英法两国难以再按自己的理想把欧盟按自己冷战时期的目的行事，欧盟不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倾向的国家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强化，而不是象某些媒体说的“在削弱中或者裂缝越来越大”。包括德国在内很多欧洲国家真正成为北约成员，以这军事组织为依托支持美国到外作战。中国必须适应这样一个严峻的变化。
在中东欧，众所周知了，在南斯拉夫按德国人希望那样四分五裂后，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似乎得到了“教训”，变得极端亲美，成为反华反俄的急先锋。
而在亚非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不结盟运动式微了，这意味着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众多亚非独立国家消失了。在80年代美国里根时代的推动下，中东，东南亚和非洲，以土耳其和沙特为龙头，强化了一个个地区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因此活跃了，这给那些国家带来的是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目前这股强大的势力成为美国人打击的重点，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由于其保守倾向，是不利于中国对那些地区施加影响的。
结果就是这样，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美国真正主导的全球化阶段，而不再是某一些发展中大国希望以中国为榜样去以“鸟笼经济”模式发展的阶段。中国由于在天然的地缘上相对比较封闭，加上我们潜在最好的出海口----朝鲜却不合时得采取了极端封闭的政策。中国要以更强大的海权力量冲击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全球化国际分工地位，难度可比冷战时代大得多啊。
以上皆为本人的观点，个人文笔不好，如果楼主够聪明能读懂而且接受的话，希望能加一倍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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