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精通八国语言的有辜汤生和裕庚。
辜汤生，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裕庚，德龄公主父亲，精通八国外语，曾任清朝驻日、法使臣，其妻为法国人。<
裕德龄的生平简介 裕德龄真的是清朝的德龄公主吗？
作为紫禁城八大女官之一，精通八国语言的美女翻译官、作家，裕德龄显然是最为出名的一个了。她曾在慈禧身边近身服侍了两年，深受慈禧的喜爱，享受的待遇比隆裕皇后更高。离开皇宫以后，裕德龄用英文写作了一本《清宫二年记》，又称《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凭借惊人的记忆，回忆了她在宫廷内的所见所闻，描述了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的细致的皇宫生活，风靡海内外。
此书出版以后，一向自视甚高的清末怪杰辜鸿铭便为之拍手叫好，要知道辜鸿铭这个人一辈子似乎从没有夸过谁，更何况他的人生信条都是主张妇女“三从四德”的，裕德龄能受到辜鸿铭先生的称赞，可以说非常难得了，是她强大的写作实力征服了辜鸿铭。辜鸿铭读完此书以后，还撰写了一篇英文书评《评德龄著〈清宫二年记〉》，最后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予以发表。
不过，关于裕德龄出版的这本书，还有一个值得争议的地方，那就是她是以“德龄公主”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书籍的。可是，裕德龄根本就不是清朝皇室之人，她本来是满州汉军正白旗人，其父裕庚为满清贵族、外交官。德龄之所以能自幼精通八国语言，都是因为她经常跟随父亲裕庚出使外国，在日本、法国生活了六年，不但学会了多门外语，还在对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增长了见闻。另外，德龄还曾是现代舞蹈大师邓肯的弟子，擅长芭蕾舞。
裕德龄为何自称公主呢？原来啊，慈禧曾经的确懿旨册封了德龄姐妹为山寿郡主，许多人认为英文中没有郡主一词只有公主，所以明明是“德龄郡主”的笔名最后却被翻译成了“德龄公主”。
1902年，德龄的父亲任满归国，回到京城养病，年仅17岁的德龄也因此回到了京城。那时慈禧刚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她一路从北京逃到西安，等联军把北京洗劫一空以后又回到北京。从那以后，慈禧便决定痛定思痛，她深感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为了能和各国使节的夫人沟通交流，她急需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的人来帮助她。
后来，慈禧从庆亲王口中听说了裕德龄和其妹裕容龄，就下旨召裕庚夫人带德龄姐妹入宫觐见。再后来德龄姐妹就留在了皇宫，成为了紫禁城八女官，即慈禧的御前女官，为慈禧与西方国家使节夫人们交往担任翻译。日常的时候，德龄姐妹就陪慈禧解闷，她们一起化妆、游玩、看戏、学车、写字、观花、赏狗、掷骰，还为慈禧读外文报纸，德龄还因为外语出色做了光绪的英文老师呢！
1904年的时候，德龄偶然间听到了慈禧与荣禄的一段谈话，这导致了她急切地想要离开皇宫。原来，慈禧居然想把德龄许配给荣禄之子巴龙，可德龄显然非常不满这门婚事，她知道慈禧的脾气，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便求助于光绪。最后光绪以春节临近，派德龄到天津替自己为慈禧办理一些西洋稀罕的年货尽孝心为由，暂时把她派去了天津以期拖住赐婚日期。德龄得到慈禧的首肯以后，立刻启程赶往天津。后来，德龄的父亲病重，她就直接去了上海看望父亲，1907年裕庚病逝，德龄便多次以守孝为由再也没有回到皇宫。
在宫外，德龄与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撤迪厄斯·怀特恋爱并步入婚姻殿堂，婚后她会写《清宫二年记》也是“应亲友的要求和催促”，谁知此书一出便引起了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随后她又编写了《清末政局回忆录》、《御苑兰馨记》、《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书。
大中华清朝皇帝康熙到底会哪几种语言？要准确的哟~
汉语
满语
蒙古语
但是康熙身边有个传教士叫做“汤若望”，他是德国人，所以在理论上康熙也应该会点简单的德语我认为是四种！
顺便说一下，康熙的语言功夫不是他的强项，康熙最厉害之处是在科学的造诣上，康熙的数学极其厉害，他还给自己的儿子们讲解过几何学，康熙的数学，几何，物理 天文 化学的造诣都非常高，在今天的故宫还有当年康熙的实验室，康熙曾经亲手解剖过一只熊，连解剖学都学过！大家要知道在当时四书五经的时代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有多么的艰难~！
康熙的孙子也就是乾隆在语言学方面是个专家~乾隆不仅会汉语 满语 蒙语 藏语 还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因为乾隆的宠妃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香妃”，就是说维吾尔语的~历史记载乾隆和香妃谈话极为流畅根本不存在语言障碍！
大清国先生是教什么
大清国先生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清平（现临清市）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泰斗，山东大学校友。
6岁时，季羡林从临官庄到达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
1926年，季羡林在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附中有两处校舍，一处在老东门外的山水沟，原为矿业专门学校的校舍，一处在北园白鹤庄，原为职业中学校舍。季羡林在北园校舍读书。这里荷塘四布，垂柳蔽天，犹如仙境一般，非常适合读书。在这里，季羡林学会了用功，再也不去荷塘钓鱼虾、捉蛤蟆了。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对《书经》、《易经》等经典及其注释等都背得滚瓜烂熟。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季羡林的习作曾得到他的高度赞扬。这也激发了季羡林对古文的兴趣。季羡林设法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进行阅读。在中学期间，季羡林也学了德文。
1928年，设在北园的山东大学附中关了门。同年，筹建国立山东大学，校址迁至青岛。山东大学附中的学生，转入由附中高中部改设而成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今济南一中）。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一年。这是季羡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正是在这些业师的教诲与熏陶下，季羡林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季羡林参加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冠”。
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彭德华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是他后来的独居也使得他内心平静安心的专研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梅兰芳的寂寞成就了他一样。
1930年，季羡林进京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结果“连中双元”，被两所学校都录取了。由于清华大学的留学前景要好于北京大学，最终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同学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胡乔木等。大学期间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因成绩优异，曾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在大学期间，季羡林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1934年夏天，季羡林大学毕业。受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之邀，回母校担任国文教员。1935年9月，清华大学与德国DAAD签订协定，双方交换研究生到对方去留学。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三年。季羡林被德国录取。10月，季羡林抵达德国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1936年春，季羡林进入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辅修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其梵文主持讲师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羡林也成为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季羡林一边上学，一边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因特殊原因，经过两次答辩并顺利毕业。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并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1941年，季羡林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年季羡林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的怀抱。季羡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兼任系主任。从1946年至1949年，季羡林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等；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现状的文章；还有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
1951年，季羡林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同年，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这一年季羡林写了八篇文章，并汉译了马克思《论印度》出版。1952年7月，教育部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进行调整，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这一年季羡林只写了一篇文章，即《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一年季羡林共写了五篇文章，并汉译《沙恭达罗》出版。1954年、1959年、1964年季羡林分别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1983年，季羡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季羡林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十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2009年7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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