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热衷于向亚非拉的战乱落后失信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排行榜大全

中国对外投资的对象往往是利比亚、伊拉克这样的中东非洲战乱国家，巴基斯坦、缅甸这样贫困且政局不稳的国家，以及委内瑞拉这样缺乏国际信用的国家。在经济效益前，还有政治影响力的考量。并且起点越低，边际收益就越高，我们用发达的建造技术，为落后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助力落后国家发展，同时购买他们的大量矿产资源，为他们创造大量的外汇收入和就业岗位，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情。

中国为什么总是援助外国？

转眼间，中国开展改革开放已将近40年了，在这四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十分和谐，虽然可能造成了贫富差距显著，但是，总的来说，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都使得我们不再是那个被人随便打开国门，进来欺辱的国家，我们富强，民主，也可以抵御外国的欺凌了，那么，国家发展了，为什么要一直援助外国发展，援助他们进行基础建设。我觉得原因有如下几点

原因一：中国自古传统

早在唐朝明朝，我们就和外国交往密切，我们也很是乐意帮助周围的邻国，古代朝鲜和日本从我国大唐学习到了官员管理制度已经文化，经济等，我们自古就是这么的友善。

原因二：宣扬国威，显示我中华之振兴

在明朝时，郑和七次下西洋，带着我国的奇珍异宝和优秀文化，出使游历周边国家，不是一种宣扬国威的表现吗？而我们在经历了被欺辱，被压榨，被不平等对待后，终于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不是应该像周围国家宣扬我们的主权，我们的独立。

原因三：中国在很多事情上需要周边国家的帮助

中国建国以来，尽管一直在发展的道路渐行渐远，但是，总得来说，中国还是会有一些矛盾与周边国家，比如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援助建设的工作会使得更好的维护国家区域和谐，同时，帮助他们，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便利，比如中国的撤侨行动就得到了一些国家地区的支持。

在现在的国际形式下，中国以一颗宽大的心去包容，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会给输入国造成灾难为什么我国还引进外国资本

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资本输出的基本意义：
1.是指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为获得高额利润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或贷款,是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对外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以中国为例，资本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在19 世纪70年代以前以商品输出为主，但也开始了早期的资本输出。19世纪晚期后，西方侵华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
2.指一个国家政府或个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或利息而对国外进行的投资和贷款。资本输出按其主体不同，可分为私人资本输出和国家资本输出。私人资本输出是指由个人或集团对外输出资本，包括私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私人出口贷款等。国家资本输出是指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对外输出资本，包括赠与、贷款和政府出口信贷等。无论是私人资本输出还是政府资本输出，其资本输出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两种，即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前者指对外国政府或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或是购买国外的证券、股票等所进行的间接投资。后者是指在国外直接兴办各类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投资。资本输出早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即已出现，但那时只是少量的个别现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少数国家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本，资本输出才得以大规模地发展，并成为普遍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本输出表现出新的特征，即国家在资本输出中的作用提高、直接投资即生产资本输出日益占重要地位、跨国公司成为资本输出的重要工具等。在国际税收方面，资本输出带来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税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尤为突出，需要双方加以协调解决。
3.涉外投资法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在国际投资活动中，一个国家往往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入国，因此涉外投资法必须照顾投资者和接受投资者双方的利益。既要有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条款，同时又要求外国投资者必须符合所在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其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机会多，往往称之为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接受资本输入的情况较普遍，往往被称为资本输入国。尽管资本输出和输入国都对投资活动予以保护，但立法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资本输入国立法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为吸引外国资金，注重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优惠条款，而资本输出国的法律则注意对其私人向外国的投资提供担保，予以鼓励。
资本输出的影响：
1.资本输出在输出国产生了两种后果
一方面资本输出使输出国获得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另一方面，输出国也因此产生了食利阶层，而且由于大量资本投向国外而使国内投资减少，从而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缓慢。两大资本输出国——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缓慢发展便是很好的证明。
2.资本输出给输入国造成双重后果
一方面资本输出在客观上加速了输入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短缺的矛盾，从而促进了输入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输出的目的是为了垄断落后国家的市场，攫取超额利润，所以资本输出会破坏、阻碍当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使输入国的民族资本处于从属地位。这就造成了落后国家经济的畸形、缓慢发展，而最根本的后果是阻碍了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 资本输出还加剧了各种矛盾
①由于资本输出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一种手段，因此它加剧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②同时，资本输出又是抢占落后国家市场、打击竞争对手、划分或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并加强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资本输出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4.反映
资本输出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的反映，它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推动了资本和生产的国际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对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我们应当积极应对，因势利导，使之朝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阻碍了中国资本

原因：
1、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需求增大，向全球谋取。亚非拉落后地区成为其侵略的目标。(根本原因)
2、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但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制度落后，军备落后。(主要原因)
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首先，在经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常年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安宁的前提而无从谈起。可以说侵略是在不断的汲取中国的原有财富。但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被逐步破坏，取而代之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学的精神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大刀阔斧地调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在文化方面，中国遭到的是可与焚书坑儒等量齐观的巨大打击，从万圆之圆－圆明园的彻底性毁灭，到莫高窟敦煌经卷的大量流失，中华无数灿烂的文化精髓只能与我们这一代人失之交臂.奴化教育，文化入侵同样改变着大国的作息，无数优秀传统被无情的丢失与遗弃。但同样，建立在儒法统治思想基础上的封建王朝，导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弊病在这场侵略中得以消除。不能不承认，儒法统治束缚民智，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特点也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面前得到改善。而且囿于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压制，统治阶层也绝无可能主动变法，即便统治阶级有心变法，也无力回天，王安石、谭嗣同的不幸就是最好证明。
最后，在政治军事方面，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用军舰和大炮进行武力威胁，发动侵略战争，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逐步升级，蚕食着中国大片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的逐步控制必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人民开始通过学习先进的革命思想与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这主要是侵略造成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科学意识的建立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的。
所以，从性质上看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掠夺行为，但从客观结果看，还是对地域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侵略战争是残酷的，是可耻的，侵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合理借口，我们永远热爱和平。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和遭遇挫折的全球发展进程，中国方案正在引领各国人民作出正确选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呼声更加响亮，和平与发展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危机折射和平与发展的严峻挑战
乌克兰危机首先关乎世界和平问题。它不仅深刻反映了严峻的世界和平挑战，还引发了国际局势的持续动荡不安。乌克兰危机有复杂和特殊的历史经纬，它是欧洲安全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更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同时，乌克兰危机也关乎全球发展问题。它不仅深刻反映了严峻的全球发展挑战，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
乌克兰危机的直接诱因在于美国主导的北约持续扩张“势力范围”，挤压他国生存与安全空间。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北约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解散。相反，北约以追求“绝对安全”为名在欧洲大举扩张，并向其他地区渗透。目前，北约已成为拥有30个正式成员的全球最大军事组织，并将吸纳芬兰和瑞典加入。同时，北约还以“全球合作伙伴”名义频繁介入其他地区事务，在全球制造分裂。正是北约在欧洲的持续扩张，成为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并埋下了俄乌冲突的种子。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及其主要成员加大了政治和军事干预，导致相关各方矛盾和分歧难以弥合，和平谈判进程举步维艰。
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日益凸显的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鸿沟持续加大已成为诱发国际矛盾、地区冲突和全球不稳定的根本因素。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不能平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甚至沦为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的对象。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全球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对俄罗斯发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制裁，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进一步脱钩，能源、粮食等关键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给全球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因此，解决乌克兰危机最终仍需回到发展问题上。
求和平、谋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很多，但总体上仍集中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仍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严峻挑战。乌克兰危机让世人更加清醒认识到，只有世界各国共担使命、共谋发展，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才能共同开创共享和平繁荣的美好未来。
经历了乌克兰危机给国际局势带来的动荡不安，各国人民更加坚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的信念。20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集团对抗使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的冷战，人类社会饱受战争摧残，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俄乌冲突再次告诫世人：战争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牺牲别国安全无法实现自身安全，只会加剧安全困境。国家之间的对抗无法带来世界的和平稳定，热衷于搞极限施压和制裁，把国际合作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必然损人害己。历史实践表明，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只有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经历了乌克兰危机给全球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各国人民更加坚定要发展不要衰退、要开放不要封闭的信念。在全球经济仍未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时，俄乌冲突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雪上加霜。俄乌冲突的负面溢出效应持续加大，严重挫伤了全球经济向好发展势头。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下调至2.9%，比该机构1月公布的预测值低1.2个百分点。同月，经合组织表示，世界经济将为俄乌冲突付出增长放缓、通胀加剧以及供应链遭受潜在长期损害等“沉重代价”，并将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从半年前的4.5%下调至3%。无论在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还是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民众对生存与发展抱有强烈渴求，热切向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
冷战思维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
思维决定行动，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之源。乌克兰危机表明，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依然盛行，当今世界的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增无减。冷战思维不仅破坏了来之不易的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也侵蚀了全球经济强劲发展的根基。
在和平方面，冷战思维突出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从表面上看，乌克兰危机是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对峙与争夺，反映的是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实际上，美国为了维护和扩大霸权利益，极力推动北约扩大进程，不断“拱火”俄乌紧张局势，最终引发冲突让世界为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埋单。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到处拼凑封闭排他的“小集团”“小圈子”，大搞地缘博弈和集团政治，以牺牲地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其主导的霸权体系。从“五眼联盟”到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再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无一不是搅乱地区和平稳定的祸水。

中国有给予小国工业吗

是的，中国一直在为小国提供工业援助。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就开始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工业援助。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工业设备、技术和培训等支持，帮助他们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此外，中国还在这些国家建设了许多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为当地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对外投资书用了怎样的国际局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重点之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对外投资战略需进一步明确方向、赋予更清晰新内涵，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经历高速发展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看，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位，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三位。截至2018年底，我国2.7万余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从投资行业看，资源型行业的发展势头趋弱，制造业保持稳定增长并逐渐向价值链高端迈进，金融业的投资主体从早期以银行为主向银行、证券、保险多元化投资主体稳定发展，TMT（信息科技和媒体）、医疗健康、文化、消费零售等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成为投资的热门行业。从投资分布看，我国企业对美洲、欧洲等传统重点地区的投资出现放缓或下滑，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越南、阿联酋、柬埔寨等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重点国别。
与此同时，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若干新趋势。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组团“走出去”成为新趋势。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下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更为活跃。为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增加协同效应等，越来越多的企业组团走出去，或是组成财团进行海外投资并购。二是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更加灵活，境外融资在海外并购中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企业通过设计灵活、复杂的融资方式，整合运用全球金融市场资源。三是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更注重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利用境外金融证券市场等，而不仅仅为了获取资源、技术、品牌或管理经验。四是企业更加注重基于自身能力且合规运作，对外投资更趋审慎和理性。对外投资正在从单一控股、盲目扩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实现互利共赢转变。
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一是美欧西方国家收紧外资安全审查政策，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面临的难度和风险加大。近年来，全球投资限制政策数处于历史高水平，美欧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纷纷出台投资限制政策，将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敏感数据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纳入审查范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更大挑战。二是各国均高度重视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取得、保持或扩大优势地位，我国高科技企业对外投资将受到多方钳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各国均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同时通过外资审查、出口管制等保护优势技术，加之美欧对我科技发展的警惕，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受更大阻碍。三是美欧西方国家针对国企投资审查泛化，我国国有企业并购空间急剧收窄。美国和欧盟的外资安全审查均涉及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但条款对于外国政府相关交易的界定范围宽泛，不仅包括政府所有及控股企业，还包括代表政府意图的企业、由政府基金投资的企业等，我国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得不面对更高的投资壁垒。
着眼于全球政经格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潜力和机遇仍在。一是积极吸引外资仍是各国不可或缺的政策选项，多层次、多领域的资金需求仍远远大于供给。与自身经济总量相比，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量质齐升的中国资本在全球的需求前景依旧广阔。二是“一带一路”等平台走深走实，境外经贸合作区、第三方市场合作、多元化融资体系、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将持续优化我国企业“走出去”环境，促进集群式投资式投资和链条式发展，助力企业持续释放对外投资潜力。三是美欧西方国家针对中资企业投资限制步调难以做到整齐划一，中国企业在美欧已进行大量投资，为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自然延伸奠定了长远基础，深耕发达国家市场仍可发掘大量投资机会。尤其在绿地投资、共建研发中心、技术应用市场开拓等合作方式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绿色环保、生命健康等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四是随着国内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非公平性政策和限制性措施、激发民间资本创新创业，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推动对外投资潜力持续释放。
三、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的思路和政策重点
（一）思路
加强顶层设计，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进行全球价值链整合，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兼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规制;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方式，提高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更好地协同发展、走出去与引进来相互促进，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逆向溢出效应，使其更好地服务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构建以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生产网络。
（二）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重点
1、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
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原则，深入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强宏观指导，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完善对外投资全过程管理。扎实推进《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落实，创新监管工具，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海外风险的防控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有效实施《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联合惩戒备忘录。将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落到实处，有效规范对外经济合作参与者的行为和市场秩序。优化对外投资综合服务。加强有关部门在发布境外投资信息、建立投资合作机制和推动海外利益保护等方面的协调，全面推进“互联网+对外投资服务”，自上而下地形成多层面多平台的支持体系，共同服务企业“走出去”。
2、强化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
对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整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降低开发成本，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精细化方式转变，降低东道国政局和政策变化等带来的系统性投资风险，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安全性和水平。加强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 “一带一路”项目共建，推动中外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三方互利共赢。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努力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如期签署，尽快启动中国—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等重点地区的自贸区谈判，加快推动中国—新西兰、中国—秘鲁等更多自贸区升级，抓紧完成中日韩、中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将中欧自贸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双边投资协议、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为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打造坚实平台，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3、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促使 “引进来”和“走出去”良性互动
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吸引世界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价值链网络落地中国，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而增强走出去全球配置资源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与此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深度融入或构建全球产业链。一方面将购买的海外资源、技术、品牌等价值链元素“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合作推动东道国企业对中国大市场的了解、倚重和对华投资。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良性互动，促进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4、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为企业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制定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信贷和保险一揽子政策措施。对海外投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贷款担保和贷款风险分担，帮助企业在海外扩张中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和资金安全。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和避险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产业基金等走出去进行海外布局，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金融服务。通过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深化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推进国内证券市场开放等方式，鼓励企业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及后续融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对外投资对外汇资金的依赖。
5、引导企业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布局，努力融入东道国本地经济
引导企业应高度重视投资前准备工作，在立项初期对东道国政治、法律、社会环境等进行系统考察和评估。充分认识到地缘政治已成为 “走出去”重大风险之一。做足功课以有效识别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对发达国家投资应深耕细分领域，加强与如芬兰、以色列、瑞士等关键小国合作，低调务实寻求投资并购机会。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水平，逐渐向高端制造、服务业乃至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积极主动提升本地化水平，建立包容和多元的管理模式。遵循当地价值观，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善用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背景的公关和沟通方式，为企业在当地长期发展树立良好口碑。

【讨论】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3)

曹华清：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兼与王晓荣老师商榷前不久，读了王晓荣老师的《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根本原因的分析及教学思考》一文[1]，文中有不少观点耐人寻味，读后颇受启发；但对王老师认为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根本原因是晚清社会腐朽落后的看法还有些心存疑惑。最近，由于指导本科生教育实习之故，笔者必须直接面对并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学生实习学校所用的教科书正是人民版的教材，对于是否应该采纳人民版教师用书上关于近代民族危机根本原因的说法，有学生搬出了王老师的观点。然而，笔者认为，否定列强入侵是近代民族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之观点有待商榷，为此写出下文，以期真理愈辩愈明，敬请大家指正。一、民族危机的基本内涵是什么王老师从语义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阐明了“根本原因”这一概念，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探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更需要辨析清楚的概念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王老师在文中借用了多个学者的观点证明将“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列强入侵比较牵强”[1] (p.19)，如张岂之的“从乾隆后期开始，中国社会逐渐由盛转衰，到鸦片战争时期已经是危机四伏”，郭廷以的“大致看来，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则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毫无疑问，张岂之先生指向的危机是社会危机，而郭廷以先生的观点则分明是讲统治危机。在进一步的论述中，王老师还引用了雷颐所说的清政府这个政权“总是被迫变革，被迫变革就很被动了，最终是垮台”[1] (p.20)，并由此强调内因的作用，然而，这同样是统治危机的问题，清政府垮台并不等于中华民族垮台！在近代中国，社会危机包括民族危机而不是等于民族危机；统治危机与民族危机有联系，但两者也有根本区别。因此，要弄清楚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首先需要对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社会危机是一个外延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民族、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社会危机是“指由于某项自然或社会问题的忽然出现，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造成或即将造成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为继的状况。”[2]清朝中后期以来，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财政困难、民变迭起等现象已透露出其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含义有所不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民族”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危机”有两个意思：一是危险的根由；二是严重困难的关头[3]。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在狭义上指主权国家内的各个群体，如汉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广义上则指主权国家本身，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因此，民族危机既可能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内所出现的尖锐的民族问题，也可能指民族国家遇到的严重的生存、发展问题。后者的民族危机或者表现为外来侵略威胁民族的生存发展，或者表现为民族的落后停滞而被淘汰。由于“在我国汉语中，民族一词是近代才开始普遍使用的，这是同我国近代历史和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4] (p.4131)，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指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后者，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严重困难的关头，而且人民版“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一课所涉及的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是专指在西方侵略下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危机。统治危机是指统治阶层用以控制或管理国家和人民的政权受到威胁，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各个朝代末期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统治危机。就清朝的统治而言，“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斩清“阎罗妖”的太平军、“驱除鞑虏”的同盟会等都直指清朝政权，由不同原因造成的统治危机伴随清朝始终。（见表 1）晚清的社会危机根源于制度的落后、统治的腐朽及社会的封闭；统治危机根源于统治阶层的堕落而导致的统治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尖锐矛盾；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形成原因则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二、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列强的侵略扩张王老师的一个重要论证是国民党败退大陆后蒋介石从内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以比较的方法强调：危机源于内部。笔者认为两者没有可比性。国民党的失败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权更迭，更迭的根源当然是由于当权者的腐朽败坏导致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才迫使人民起来推翻它；一个生机勃勃的好政府，没有人会去推翻它，也推翻不了。王老师之说用于分析统治危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借以推论民族危机的根源则显得牵强。那么，导致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用下图辩明（见图 1）。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西方侵略与晚清腐败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所种下的恶果。示意图直接呈现的是对两大因素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分析，或者说是两大因素影响下历史发展的可能趋势。就一般情况而言，西方列强的侵略可能出现示意图中的①和②两种情境。在情境①中，列强的侵略带来了民族危机，但危机中的民族能够奋起反抗，坚决捍卫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使得民族危机得以解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在情境②中，由于被侵略民族软弱可欺，因此，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最终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如近代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晚清社会腐朽落后的情况下，历史会有怎样的发展呢？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规律其实已告知了答案：正常情况下会沿着示意图中④的方向运行，即由民众起来推翻当朝统治者，实现改朝换代，或者推动统治者改革调整。晚清之际也出现了这样的势头，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下层民众所做的尝试。但由于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成为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这种历史发展的势头没有延续下去。腐败的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并和西方侵略势力交织在一起，这又导致了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即示意图中的情境③和⑤。要探讨清楚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有必要在列强的侵略与晚清腐朽落后之间找到这两者各自与民族危机的必然联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已清晰地表明，如果没有扩张性的西方世界的崛起，没有外来的侵略，日益腐朽落后的晚清统治就可能被推翻，中国改朝换代后开始新一轮的兴衰历程，但决不至于将整个民族推向亡国亡种的边缘。换言之，晚清的腐朽落后与当时的民族危机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但西方世界在东方的扩张却是必然的。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掠夺是一切资本主义生存的原则。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更是多次强调了西方必然扩张的观点。他指出，“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5] (p.486)。出于传播宗教的狂热以及“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寻找原料来源和市场”[5] (p.506)的渴望，西方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对于中国，18 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失，转而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5] (p.469)。康乾盛世余晖尚在的 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一行到中国，其意即已在染指中国的巨大市场和资源。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无疑是西方殖民者觊觎的宝地，对中国的扩张侵略战争势所难免。从根源上看，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决定了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必然发生以及在坚船利炮下对其他弱小民族国家的赤裸裸掠夺。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这种侵略和掠夺一次比一次严重。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就在其《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指出：“这些国家（亚洲国家）之所以会沦为殖民地，只是因为在当时它们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段确实不小的差距”，也就是说，亚洲国家之所以沦为殖民地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发达[6]，梅洛蒂的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强盗逻辑的感觉，但是晚清社会的落后腐朽的确给了侵略者可乘之机，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这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历史教学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老师文章立论的基本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1] (p.19)。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普遍认识。由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过去性、复杂性、综合性、偶然性、必然性等特点，使得历史认识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简单套用某个理论来裁取历史材料、完成历史分析是不可取的。在历史认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我们最应该坚持的基本方法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试想，如果简单地从内因总是变化的这一理论出发，则类似以下的有关民族危机根本原因的问题可能不易解决：中国古代史上，各个朝代末期都出现了社会的腐朽问题，为什么并没有必然地招致民族危机，反倒是有些朝代在强盛之时却遭到少数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当时语境下的“民族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华民族危机（日本侵华）同样是根源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腐朽落后吗？要知道，在 30 年代前后，由于国民政府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向好，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长。美洲的原住民遭遇种族灭绝危机，其根本原因究竟是这些原住民的落后还是扩张本性驱使的殖民者的贪婪？落后就必然挨打吗？二战中，德国占领欧洲大陆众多领土，很多国家都面临民族危机，因为这些国家落后吗？似乎不是，其中的许多国家属于先进行列。也就是说，制度先进的一些国家也面临民族危机。上述问题之所以难解决主要就是因为主权国家所遭遇的民族危机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其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可能并不相同。从表现形式来讲，主要包括：类似于“和平演变”的民族传统被湮没；固步自封致使国家民族发展落后于世界大势，进而失去应有的国际地位；民族国家的安全因外来侵略受到威胁；民族国家灭亡或滑向灭亡深渊等等。从民族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来说，大致有这么几种：一是外部侵略，如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殖民者屠杀驱逐美洲土著等；二是由于战乱导致的民族生存发展困难，如二战期间犹太民族的四处流亡；三是国内问题引来外国干涉，即俗语说的家贼引外鬼，典型的例证是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当时由于 18 世纪中期莫卧儿王朝衰落后，一些官员为取得诸侯权位而与外国势力私通，使得“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5] (p.573)；四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楼兰古国和庞贝古城的覆灭等。显然，用内外因关系来套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值得商榷的。认识历史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历史认识中就是要具体分析特定历史背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历史对象，充分考虑这些特定语境、特定背景对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的影响。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就必须充分考虑近代中国的特殊性、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特殊性、近代国际关系的特殊性等。另外，王老师从心理学归因理论出发，特别担心外部归因可能会导致人们的情感反应和责任判断出现偏差，不过，笔者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事关整个民族尊严与荣辱，因此，认识到外来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并不影响人们的奋发图强之心。事实上，遍览中国近代史，正是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一批批仁人志士才以革命的手段寻求民族解放之路，而且还高举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旗帜，向西方学习，努力实现强国之梦。两年前，笔者曾撰文呼吁历史教学要摆脱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教条化等现象，让历史回归生动、具体、充实、深刻[7]。这里旧话重提，希望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好地发挥历史教学的作用。

中国一直是领先的，为什么近代会全面落后欧洲呢？

学术界公认的是：从秦朝到明朝中期，1800余年时间内，中国整体领先世界。

其实，即便明朝中期之后，中国也不全部落后欧洲，部分领域或区域，还保持着很强的领先优势，真正被欧洲全面反超的是在清朝，尤其是近代社会之后，世界日新月异，中国被欧洲彻底反超。

首先，自16世纪开始，欧洲犹如进入了“战国时代”。

自16世纪开始，欧洲就仿佛进入了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在打仗。当时，欧洲公国林立、邦国林立，大约有500余个，但到了18世纪，却只剩下20多个。

有一个统计触目惊心，自1500到1799年，卷入较大规模战争的欧洲国家中，西班牙有81%时间在打仗，英国是53%，法国是52%。换言之，300年的时间内，英法两国超过150年都在打大仗。

然而，战争虽然带来破坏，却又是军事科技社会发展等的推动器，让欧洲科技迅速进步。而且，战争中训练的一批军队，又可以在大航海中攻打亚非拉落后国家，掠夺更多的资源，削弱他人的同时，却促进了自身发展，比如中国的赔款，让中国虚弱，欧洲却更强。

其次，不思进取的闭关锁国，是清朝中国的自我终结。

如果说明朝的闭关锁国，只是一个玩笑的话，那么清朝的闭关锁国，就是动真格的了。在这一政策下，中西方交流断绝，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中国人对工业革命、对全球贸易体系等变化一无所知，相当于停步不前了。

英国访华使者马嘎尔尼的评价更为触目惊心，“（清朝建立）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然而欧洲却是“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一个倒退，一个前进，欧洲自然更容易超越中国。

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道英国在何处，更不知道英国的世界地位，如此荒唐一幕，却出现在了《孙子兵法》的故乡。

第三，完善成熟的金融系统，是欧洲反超的深层原因。

谈及欧洲反超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是科技进步，其实金融才是深层原因，原因很简单，中国在金融方面，一直比较糟糕，尤其是元明清三朝，而欧洲金融体系，却逐渐发展，到了近代已经基本完善成熟。

金融不仅能推动战争，帮助企业强大，也可以通过放贷刺激市场等，具体作用就不多说了，看看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一手军事一手金融。然而，中国一直到清末，只是出现传统的钱庄。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在货币问题上缺乏远见。明朝晚期，西班牙贸易体系出了问题，输入中国的白银少了90%，导致明朝银荒，造成货币供应危机。19世纪晚期，英国放弃银本位，转向金本位之后，白银价格迅速大贬值，这对清朝来说是一场灾难。总之，中国一直没有处理好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而由于白银依赖进口，导致中国金融系统非常脆弱。

第四，元朝对中华文明带来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想象。

世界三大文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唯独西欧没有遭到蒙古入侵，也没遭到其他破坏，相反无论是伊斯兰还是中华文明，后来都多次遭遇“异族”入侵，比如后来中国的清军入关。欧洲后来的崛起，中国后来的落后，是不是也与此相关？

其实，一个民族遭受一次残酷入侵之后，往往就会变得保守，原本敞开胸怀接纳的东西，随后可能患得患失，比如汉唐开放宋明保守，就像一个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此，蒙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想象。

总而言之，领先全球1800余年的中国，在近代全面落后欧洲，不能将之简单的归咎于传统儒家文化故步自封，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元清带来的负面变化尤其不可忽视，尽管有学者认为元清推动了中国进步，但只要客观的想一想，一个原本奴隶制或半奴隶制的部落，能驾驭一个先进成熟的封建文明？基本不可能，必然会带来一些倒退，重点在于倒退多与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