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杰即为初唐四杰，指我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同：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他们的诗歌，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异：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
初唐四杰都哪四位
初唐四杰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简称为“王杨卢骆”。在唐代初年他们四位文学家笔下的诗词，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巅峰，他们四人也为唐代的诗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初唐四杰在唐代初年他们四位文学家笔下的诗词，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巅峰，他们四人也为唐代的诗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初唐四杰在唐代初期和中期的人气比较高，他们四人都非常的有才华，在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初唐四杰的称号，确实很不容易。起初他们四人在朝中做官，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从官小而名大，可以说是年少才高。
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是很重要，他们不光喜欢作诗，而且还习惯用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从而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除此之外，初唐四杰也为“五言律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让七言古诗的发展有了进步。
初唐四杰是哪四位？
导语：初唐四杰对于唐朝文学的发展起着奠基作用。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初唐文学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初唐四杰是指共同活跃于7世纪下半期文坛上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思想性格、生活遭遇、文学主张，以至创作实践上都有许多共同倾向，故合称初唐“四杰”。四杰中当以王勃、骆宾王成就更高。他们身上也体现着沿袭与变革六朝文风的两种倾向，但与宫廷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力求创新的精神与成就显然更强更大。正像王世贞《艺苑卮盲》所评：“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简言之，在声调、章法、藻饰方面虽不脱齐梁遗风，但在内容、气骨、兴象方面已大大超出齐梁。
王勃(649～676)，字子安，王绩侄孙，六岁能文，青年时代“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出仕后又两次废官，于是，“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著撰之志，自此居多”。二十七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溺海而死。杨炯(650～693)，陕西华阴人，官至盈川令。卢照邻(637～6897)，字升之，河北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一生只作过几任小官，晚年又得恶疾，长期卧病，不堪忍受，自溺而死。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人，极具浪漫气质，曾想以布衣直取卿相，但仕途很不顺利，主要作些主簿、县丞一类的小官，并因事下狱。“天生一副侠骨”(闻一多语)，年青时以诗剑自娱，自谓“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畴昔篇》)。曾两入戎幕，有长期的边塞生活经历。后来参加了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军事行动，兵败后不知所终。由此看来“四杰”都年寿不高，官位不显，仕途多舛，在生活经历上已和宫廷诗人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才华横溢，慷慨有志，对功名事业充满幻想。王勃曾云：“仆生二十纪，有志十数年。”(《述怀拟古诗》)杨炯曾云：“丈夫皆有志，会是主功勋。”(《出塞》)卢照邻曾云：“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赠益府群官》)骆宾王曾云：“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宿温城望军营》)但他们都失败了。“才高而位下”，“志远而心屈”(王勃《涧底寒松赋》)的遭遇，使他们的创作更接近现实，更多一层愤懑之情、牢骚之气。
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为此，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如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畜泄江河。……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云尔。”骆宾王《伤祝阿王明府诗序》亦云：“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对齐梁诗“争驰新巧，启其放”，“莫能正本”多有批判。杨炯的《王勃集序》，不但可视为杨炯的主张、也可视为王勃的见解：“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文风呢杨炯的《王勃集序》概括道：“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这显然是自觉地有别于齐梁文风。当然，他们有时过于绝对，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王勃《平台秘论·艺文》)，而把“缘情体物”视为“雕虫小技”，甚至只推崇《诗经》，连屈、宋和建安诗歌都一律排斥，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风于后。”杨炯《王勃集序》云：“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
四杰诗文，内容上有较大开拓，正像闻一多所评，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以下几类，而这几类又都可以归为传统的言志抒情。
一、边塞诗。初唐诗人多喜写边塞诗，四杰的成就更高。他们的边塞诗集中抒发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很能代表初唐诗人在国力走向繁荣时那种特有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杨炯《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后两句正是初唐诗人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典型写照。有历参西北、西南戎幕生涯的骆宾王在这方面成就尤高，如《从军行》云：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写景抒情相得益彰，格调苍老，笔力遒劲，决非仅凭想象为辞者所能比。
二、送别诗。赠别诗在当时可谓充斥诗坛，但四杰的送别诗因打上生活的烙印，增加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因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曰：“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只写怀古之情，但分别时的悲凉之感溢于笔端。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苦涩之中见开朗，开朗之中含苦涩，感情十分深沉。
三、写景咏物诗。这类诗在当时虽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但大多写得纤巧尖新，四杰的某些作品却能有所突破，如王勃的《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意境苍凉而开阔又如《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安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诗虽为宴集颂德而作，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充满了对宇宙自然及社会人生的感慨。又如骆宾王在任侍御史被诬入狱后所作的《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以蝉自比，成为托物寓志的名篇。
四、讽刺诗。四杰也有某些看似歌功颂德之作，如描写京城的繁荣，权贵的豪纵等，但其中却暗含着讽刺之情。这类诗当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为代表。如前者先极力铺陈权贵的奢华生活：“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然后笔锋一转，讽刺他们想永享富贵只不过是黄粱一梦：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传统的悠扬宫体情调中增加了冷峻的人生哲理的思考，不愧为宫体诗的杰出改造者。而骆宾王的《帝京篇》和《长安古意》异曲同工，全诗以京城上层社会生活为题材，通过繁华景象的描写和奢华生活的渲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
四杰诗的风格虽在语言形式等方面“不脱齐梁之体”，“犹沿六朝遗派”，但在气骨兴象方面已显然不同于六朝。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表现了不甘心憔悴于圣代的兀傲之气，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官浏亮，富于个性。杨炯评王勃“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四杰的总风格。
就个人风格而言，四人各有特色。陆时雍《诗镜总论》评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此语大致不差。只是王勃在高华中带有沉挚，宾王在坦易中带有兀傲。就体裁形式而言，卢、骆更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更专工五言律诗，他们同沈宋等人一起逐渐使律诗走向定型，卢、骆的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则几乎全部合律。他们的古体歌行诗，往往词采丰赡而气势宏博，破奇为偶，参用赋法，“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沈德潜《说诗晬语》上)
四杰的文章与其诗歌有相似的特点与贡献。四杰的文章多是赋体骈文，与六朝辞赋相比，不再是一味写气图貌，属采附声，而是增加了抒发个性、关切现实的内容，词采虽丰赡典丽，属对虽精工严整，但气势充沛，境界开阔，警句迭出。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是代表名篇，前者写登临滕王阁所见之景曰：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侧，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意境开阔，声色兼俱，“落霞”一联尤受时人称赞，其后的名句“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更道出了士大夫的坚强信心。后者号召各路诸侯曰：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极富鼓动性的“一抔之土”二句，就连武则天读后也称赞不已。
总之，四杰为结束齐梁文风，开启盛唐之音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正像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所评：“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萎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亦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蔑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如何理解杜甫对四杰的评价
初唐四杰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简称为“王杨卢骆”。在唐代初年他们四位文学家笔下的诗词，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巅峰，他们四人也为唐代的诗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初唐四杰在唐代初年他们四位文学家笔下的诗词，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巅峰，他们四人也为唐代的诗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初唐四杰在唐代初期和中期的人气比较高，他们四人都非常的有才华，在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初唐四杰的称号，确实很不容易。起初他们四人在朝中做官，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从官小而名大，可以说是年少才高。
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是很重要，他们不光喜欢作诗，而且还习惯用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从而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除此之外，初唐四杰也为“五言律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让七言古诗的发展有了进步。
《戏为六绝句》对“四杰”的评价体现在第二首和第三首诗中：
其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饶。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首先是关于“四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杜甫在第二首诗中以欲扬先抑的笔调来作答。一方面称他们的创作是“当时体”，即浸染着六朝骈偶文的遗风，所以招致了嗤点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尔曹”笑话人不如人――随时间的流逝身名俱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长的却是四杰的诗作。杜甫清清楚楚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一些不能正确地、历史地对待文学现象的人，指出在唐初的艺术改革方面，“四杰”是有他们的历史功绩和贡献的，应该给他们以公正的历史的评价，这个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很有识见的。因为杜甫能从当时四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出发，给予四杰诗作以特别的关爱，告诉我们文学批评不应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
在第三首诗中，杜甫进一步引用了时人哂笑四杰的话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饶”而加以驳斥，冠以“纵使”一词，引出后两句的意思，入情入理：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汉魏文章近风饶，但却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光彩焕发，超轶绝群，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杜甫的对四杰的这种独到的观照又绝非出于一己的偏爱，而是一位大诗人宽容的视角、冷静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格，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则当时文体如是，非固四子这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故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此所以断言为‘才力应难跨数公’也；此又所以断言为‘未及前贤更勿疑’也”，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杜甫的文学批评中透露着相当强的辩证的思想，这无疑是其言论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保证。“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这是杜甫一贯的主张，既反对因袭守旧，也反对割裂历史，一概否定。杜甫认为，风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是非主观的时代规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已属不易，后人不应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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