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通过抖音传播诗歌还是很新奇的，其实当时录了四条抖音，第一条是批判中国诗坛现状的。主办方问我对中国诗坛的看法，我说中国新诗99%都是垃圾，味同嚼蜡，毫无创新，我对中国新诗非常失望，现在诗人的数量比读者还多，据说中国诗词学会的会员有百万，加上新诗可能有二百万，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把他们都赶出理想国，可以在太平洋建立一个大国了。接着我分析诗坛为什么是垃圾，伊沙为代表的口水诗，我觉得是垃圾中的垃圾，他早年写对黄河小便成名，最近看他推荐一首诗《与领导一起尿尿》，整天关注屎尿屁的事，毫无意义。这条抖音一发上去就非常火爆，据说点击很快飙升到八万，点赞也近千，可是后来被下架了。
伊沙的《车过黄河》是什么感情基调？
初读这样的一首诗，我想是很难引起过多的感慨的，诗人伊沙用最普通的语言建构了一个最普通的场景，如果不考虑作者的身份这首诗恐怕连上居委会黑板报的资格都不会有。然而带着“中文系”“吃伟人剩饭”和“背诵伟人咳嗽”的精神和心态重读了几遍之后，似乎确实可以堆砌出很多东西。我揣测不出伊沙的原意究竟是什么，甚至我怀疑他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什么“原意”，然而我却在这里要以升斗小民的角度来“解读”这篇作品了——这么做的还不只我一个——伊沙会不会在哪个角落里暗自偷笑呢？我不知道。
毋需讳言，这首诗展示给我们的东西太平常太平常了，平常到以字面的意思来论，《车过黄河》的易懂程度远远超过了“老妪能解”的白居易的大多作品，可以说是老少皆能看明白。伊沙对于物象的选择是足够让广大的腐儒跌掉眼镜的，列车和黄河倒还罢了，至少现代诗中它们不是稀客，然而“厕所”、“小便”和“一泡尿”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况且一条母亲河与一次小解通过这样的一首诗，通过一个“正”字以这样的方式联系起来，这是比较考验大众的接受心理的。
坐着列车过黄河，这也许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最简单的一种之一，上厕所和小便则也是正常人正常的生理活动，甚至不需要智商和意识也能完成的，伊沙以最朴实的语言给我们描述这种及其平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居然感到了反常——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严肃到会让人以为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是黄河么——我们的母亲河？这又是一个很难作答和笑不出来的问题。伊沙说《车过黄河》是“以其真实的身体性对黄河的文化意义所做的一次还算干净的解构，一次性完成”。
不去被伊沙故弄玄虚似地解释误导，单纯地看文本本身，本人认为这里再明显不过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来到了黄河，正常人就不该做一个正常人所应该做的正常的事了，而是应当像伟人一样用深邃的眼光去看现实，或者从智者的角度回眸过去——这不仅是对黄河的文化意义的一次解构，而且是对我们惯常历史观的颠覆。
历史是怎样的历史？历史人物又是怎样的历史人物呢？《车过黄河》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忽视不了的问号。当正常的事情成为反常，反常的事情被当做正常，而且这两种态度以及现象似乎已经植根于大半个民族中时，我们不得不给予相当的重视。一系列问题是必须要思考的：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平等的么？应该是平等的么？能平等么？如果说王候将相都是没有种的，那么伟人的思考与平常人的小解，真的就是对立或者不协调的么？也许伊沙想问的是——伟人和凡人，是哪里不同的呢？这种不同是怎么产生的呢？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科学的眼光来看，人是兼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伟人如是，凡人也不例外。且伟人与凡人之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社会角色有所不同罢——那么凭什么在列车上的时候，伟人与凡人也要有好大的区别呢？是不是真的“个人以认同社会语言为代价,来换取溶入社会的通行证,求得社会的认同。当个人的言行思想不合乎这些规定时,就会受到来自无形的文化规约的谴责”呢？这其实会导致一个非常可怕的推论：我们的社会主流是正向的时候不同意见的个体才可能被正确地规范，一旦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有所误解会滞后，正确的人往往会得到不正确的下场。不管伊沙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就《车过黄河》所能推导的内容来说，他引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命题。平民意识在这首几乎不该被称作诗的作品里回归与升华。这是庶民的胜利吧，或者说是庶民的反败为胜，要知道中国最早的诗歌可都是取之于民的。
伴随着伊沙节奏颇强的句子中，我们姑且与他做一点小小互动：想象出一列火车从黄河上开过的情形，所有问题似乎都不是问题了：黄河还是黄河，历史也没产生历史，时间对每个人来说也都去了。
写到这里，我自己也无法忍受了，所谓作家都是这么作成的么？
伊沙的主要作品
诗集：《一行乘三》（诗集·合著）《饿死诗人》《伊沙这个鬼》《野种之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伊沙诗选》《我的英雄》《车过黄河》长诗《唐》《无题诗集》《灵魂出窍》《伊沙诗歌：纹心》《蓝灯》《世界的角落》《伊沙诗选：尿床》《诗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热浪中的理想国》《行》《在长安》
诗歌专论集：《十诗人批判书》（与人合著），随笔《晨钟暮鼓》，《中国现代诗论》。
散文随笔集：《亵渎偶像》（随笔集·合著）《一个都不放过》《被迫过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无知者无耻》、《剖开球胆——中国足球批判》（足球评论集·编著）《时尚杀手》（随笔集·合著）《明星脸谱》（随笔集·合著）
中短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谁痛谁知道》。
长篇小说：《江山美人》《狂欢》《迷乱》《中国往事》《黄金在天上》《士为知己者死》《曹操》。
编著：《语文大视野（初中二年级）》（编选·合著）《世纪诗典》《现代诗经》《被遗忘的经典诗歌》（上、下卷）《新世纪诗典（第一、二、三季）》《陕西诗选（2000-2010）》等。
译著：《当你老了——中外名诗100首新译》、《布考斯基诗歌快递》（翻译·合著）、《布考斯基诗选：干净老头》《特朗斯特罗姆：最好的托马斯》《生如夏花 死如秋叶：泰戈尔名诗精选》
作品译本：《灵与肉的项目》（诗集希伯来语译本）、 《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伊沙卷》（中英文对照诗集）、《饿死诗人》（诗集英译本） 、《伊沙短诗选》（中英文对照诗集）.
材料二关于百年新诗的评价,作者是如何展开论述的
百年新诗，客观地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反对意见也非常尖锐。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鲁迅

胡适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恰如前面所述，首先，这与一个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新诗的问题本身就是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著名的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新诗的发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出现的事件，是一种天命。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部分）
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一点，以往讨论过于夸大了新诗与旧体诗的巨大断裂，其实，只要新诗还使用汉字，汉字里所有的信息、内容乃至价值意义，就还在传承，就不存在断裂。如果仅仅语言形式的变化就算断裂，那印度这样的国家连文字都完全改变了，但印度还在强调传统和本土意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李泽厚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对新思想新文化变革有着强大的催化乃至推动作用，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天狗》等诗中，个性的张扬和自我解放达到极致。郭沫若站立东方遥望地平线，欢呼着新的世纪曙光和时代精神，赞美新的时代气象。 郭沫若的形象因此是一个时代歌手和号角的形象，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女神》中， 郭沫若将五四以后呈现新景象的中国誉为“凤凰涅磐”，寄予新生的希望；这种对“新”的追求，正是区别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标志和象征。冰心则是美善与爱的呼唤者，这也许因为冰心的留学背景，她给中国诗歌带来了相对匮乏的关于爱的现代观念，除了母爱、情爱、友爱，更重要的，还有博爱，包括对大自然和世界万物的爱。冰心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这种“爱的哲学”是建立在现代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爱的哲学”的宣扬，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学史意义。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现代意识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遭遇，及对底层民众颠沛流离命运的深刻同情和悲悯，在流亡道路上相继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诗篇。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革命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郭小川、贺敬之等成为代表诗人。
新诗(诗歌体裁)详细资料大全
新诗，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 *** ”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辞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因此，新诗革命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新诗 拼音 ：xīn shī 词性 ：名词 词语解释 ：白话诗 词语释义,词语介绍,词语解释,新诗诗体介绍,主要时期划分, 词语释义 词语介绍 【词目】新诗 【拼音】xīn shī 【词性】名词 【英文】 1.a new poem 2.a Chinese free verse 词语解释 1. 新的诗作。 晋·张华《答何劭诗》之一：“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游娱。” 唐·杜甫《解闷》诗之七：“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清·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 2.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诗体，现代诗歌的主流是“新诗”。 *** 《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李一氓《<阿英文集>序》：“你写新诗，我填旧词，也是个诗人高唱的时代。” 新诗诗体介绍 新诗初创阶段的努力，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谈新诗》、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1920）。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1921）。 相关书籍 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从五四运动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 早期新诗主要流派 起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 湖畔派——因该流派诗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国新诗最早的一个流派。爱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内容。代表诗人是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代表作品：冯雪峰《伊在》《卖花少女》，汪静之《蕙的风》《我是死寂的海水》，应修人《含苞》，潘漠华《离家》等。 新月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写作。代表诗人是徐志摩、方令儒、朱湘、陈梦家、闻一多、林徽因等。代表作品：徐志摩《沙扬娜拉》《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静夜》，朱湘《采莲曲》等。 象征派——早期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更具有独立的象征主义特征。代表诗人是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胡也频、蓬子等。代表作品：王独清《但丁墓旁》，李金发《弃妇》《我背负了……》《里昂的车中》，胡也频《旷野》，穆木天《落花》《烟雨中》等。 现代派——这一流派的诗歌成就较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深远。他们坚持“纯诗”的概念，主张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手法，重视诗的思维、情绪，但并不注重诗的音乐性和外在的格律形式。代表诗人有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废名、徐迟、林庚、金克木、玲君、施蛰存、路易士等。代表作品：卞之琳《断章》，戴望舒《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何其芳《预言》《花环》，废名《十二月十九夜》等。 七月派——这一流派的诗人大多经历过人生的重大起落沉浮，深陷政治冤狱几十年，新时期得以“鲜花重放”，是跨越了三个时代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牛汉、艾青、罗洛、曾卓、绿原、鲁藜、彭燕郊、邹荻帆、胡风等。代表作品：牛汉《我的家》《半棵树》《华南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礁石》，邹荻帆《花与果实》《走向北方》，曾卓《栏杆与火》《悬崖边的树》，胡风《为祖国而歌》，绿原《惊蛰》，鲁藜《泥土》，彭燕郊《冬日》等。 九叶派——顾名思义由九位诗人组成。他们努力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追求诗歌的现实性、象征性和哲理性，注重诗人内心独特的感受。代表诗人有辛笛、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穆旦、袁可嘉等。代表作品：陈敬容《珠和觅珠人》，穆旦《赞美》《森林之魅》等。 现实浪漫派——这个命名有些牵强，也许源出于毛老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原则吧。从建国后到七十年代末期，遵循的是一条专制文学道路，即所谓的遵命文学或革命文学，文学主体地位退位给了政治或集团利益。在近三十年的历史跨度里，诗歌的调式惊人的统一。代表诗人有郭小川、闻捷、贺敬之、张志民、田间、李瑛、李季、严辰等。代表作品：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桂林山水歌》，李瑛《酒肆》《鲁迅》，闻捷《苹果树下》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 此外，民主革命时期诗歌流派或诗群还有早期写实派（冯至、冰心、刘半农、胡适等）、早期浪漫派（郭沫若、田汉等）、中国诗歌会（芦荻、王亚平、蒲风等）、晋察冀诗派（田间、陈辉等）等，这些流派影响不是很大，或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诗学主张。 新时期的朦胧诗派 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一个时期。 新时期的（朦胧诗派）第一个也是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诗歌流派，伴随着“三个崛起”理论，迅速登入中国诗坛。它的崛起，终结了专制写作时代，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包括后朦胧诗潮在内，朦胧诗派被称作第二个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诗歌的新生。主要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王小妮、芒克、食指、多多、王家新、黑大春、傅天琳、车前子、李钢等。代表作品：北岛《回答》《一切》《宣告》《十年之间》《黄昏，丁家滩》，舒婷《神女峰》《致橡树》《墙》，顾城《一代人》《远和近》《感觉》《弧线》《小巷》，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诺日朗》《大雁塔》，江河《纪念碑》，食指《相信未来》，王小妮《印象》，王家新《潮汐》等。 第三代诗群——继朦胧诗后出现的一个诗歌群体，以颠覆朦胧诗、解构传统、解构崇高为理论基础，主张“诗到语言为止”。代表诗人是于坚、韩东、杨克、周伦佑、杨黎、李亚伟、何小竹、于小韦、吉木狼格、默默、海男等。代表作品：于坚《尚义街6号》《芸芸众生4·罗家生》，韩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杨克《在地面与天空之间》，李亚伟《中文系》，欧阳江河《蝴蝶》等。 中间代诗群——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命名，收罗了部分六十后出生的诗人，没有相对成熟的流派主张，但部分诗人的创作成就是可圈点的。代表诗人有陈先发、余怒、杨键、沈苇、叶匡政、李轻松、马永波、树才、安琪、赵丽华、汗漫、老刀、杨子、路也、格式等。代表作品：沈苇《新柔巴依》《黑的雪》，汗漫《水之书：守望黄河》，叶匡政《城市书》，老刀《关于父亲万伟明》，路也《江心洲》《牌坊街》《文史楼》，李轻松《母兽》《马》《鸦王》，马永波《电影院》等。 七十后诗群——不用说，也是个年代概念。代表诗人是竖、魔头贝贝、尹丽川、沈浩波、芦哲峰、唐煜然、朵渔、刘川、胡续冬、刘春、孙磊、聂迪、魏克、李郁葱、梦亦非、黄金明、胡军军、远人等。代表作品：竖《菜青虫》《老太太哭了》，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沈浩波《心藏大恶》《蝴蝶》等。 口语诗派——也称民间写作。口语写作消解了传统的经验行写作，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鲜活的诗风，有些近乎原生状态。但无节制的口语泛滥，使一些诗写沦为口水或梦呓，破坏了良性的诗歌生态，诗坛对此毁誉不一。代表诗人是伊沙、徐江、侯马、阿翔、秦巴子、马非、谢湘南、贾薇、赵丽华、岩鹰、鲁西西等。代表作品：伊沙《饿死诗人》《车过黄河》《结结巴巴》，徐江《猪泪》，侯马《金别针》《精神病院的花园》等。 知识分子写作——也称新学院诗派，与民间写作相对立，是世纪之交“盘峰论剑”的产物。主张诗歌的人文结构、贵族化。代表诗人是海子，西川、臧棣、翟永明、萧开愚、欧阳江河、孙文波、张曙光、西渡、桑克、蒋浩等。代表作品：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翟永明《独白》，欧阳江河《玻璃工厂》等。 八十后写作——同样是一个年代概念。是当下诗坛最活跃、最前卫的诗歌群落。代表诗人有春树、水晶珠链、巫女琴丝、鬼鬼、阿斐、郑小琼、吾桐树、三米深、镭言、丁成、阡陌尘子、泽婴、阿斐、山叶、兰逸尘、远观、八零、苏瓷瓷、嘎代才让、唐不遇、莫小邪等。 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无派之派，收拢了一批诗歌的散兵游勇，扯起旗号，旗下也有不少实力诗人。代表诗人有莫非、娜夜、卢卫平、凸凹、谷禾、李南、十品、谯达摩、林童等。 台湾诗坛 1894—1945年，台湾处于日本占据之下。从二十年初，台湾文学就在“五四”影响下得到发展。1925年张我军的《乱都之恋》出版，是台湾第一部新诗集。具有多方面才华的赖和，这时也有新诗问世。三十年代的陈虚谷，杨华，毓文，王锦江等等，进一步显示了新诗的实绩。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诗，除少数受日本现代诗影响者外，大多数走的是现实主义路子。 1935年2月，曾和戴望舒一起编过《新诗》的纪弦（路易士）创办了《现代诗》，到1956年发展成为“现代派”诗社。1954年，曾在三十年代参加过“新诗歌运动”的覃子豪和钟鼎文，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同年，由痖弦，洛夫和张默等发起成立“创世纪”诗社。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艺术见解，有“主知”，有“主情”，有讲“超现实”，但都共同向西方现代派寻找诗的出路。其影响所及，五、六十年代，现代派成为台湾诗坛主流。 1964年6月，桓夫（陈千武）、林亨泰、白荻、杜国清等二十位台湾籍诗人发起成立“笠”诗社他们提出诗的民族性（走中国道路）和社会性问题。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笠诗社同人和许多新生代诗人推动现实主义潮流发展。一些现代派诗人也注意到现代诗背弃传统，脱离现实的偏颇，诗风有所改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诗人大多注意用诗来探索人生，表现现代人存在的情绪。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孤绝感与失落感也成为诗歌中常见的主题。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失落感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乡愁诗。与之相伴的是写爱情与亲情的“纯情”诗，尤其是一些女性诗人如蓉子、张香华、席慕蓉等所作，常以七情深意挚，如珠如玉而动人心弦。 同属于中国新诗的香港诗歌，和大陆，台湾诗歌自有其相同之处。然而由于其环境的特殊性，诗的性质与形态也显示了自己的特色。香港诗人也从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的新诗汲取营养，但没有大陆诗人那么深沉的历史反思，而是以更浓的现代意识观察现实。他们也从西方现代派借鉴艺术技巧，但在表现手法上较台湾现代派诗人更为平实。 如犁青、吴正、何达、古苍梧、蓝海文、傅天虹、梁秉均等都写过不少力作。 就整体而言，澳门诗歌和香港诗歌有着相似特色。 旅居海外的华人诗歌，其精神状貌与内涵感情和海峡两岸的诗也有一致性。 主要时期划分 中国新诗已有近百年历史，它有如青松翠竹，卓然而立于世界诗歌之林。新诗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而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时隐时现，与之互补而共存。 新文化运动前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主体。 最早新诗刊物《新青年》，此刊最早新诗作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 到1918年底 胡适是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的作者。 1918-1919年，刘大白，俞平伯，康白情，叶绍钧，宗白华，田汉等相继创办《星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 1921年1月，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它不仅把“五四”前后一批诗人集合在一起，还扶植了一批后起之秀：周作人，谢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郑振铎，王统照，徐玉诺，刘延陵，郭绍虞，梁宗岱，朱湘，徐志摩，徐雉，梁实秋等。他们以真情实感“表现社会人生”（文研会的主张）。 冰心以《繁星》《春水》开创小诗一派。 1921年朱自清，叶绍钧，俞平伯，刘延陵在杭州组织了中国第一新诗社“中国新诗社”。 叶绍钧、朱自清等创办新诗杂志 － 《诗》 1922年1月15日，出版了第一本新诗刊物《诗》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七首诗，叶绍钧、朱自清、刘延陵任主编辑、，中华书局印行。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之一。 《 诗》是中国第一份新诗杂志，主要撰稿人有朱自清、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刘延陵、叶绍钧、王统照、郑振铎、徐玉诺、陈南士、汪静之、冯雪峰、潘训（潘谟华）等。 1923年5月15日停刊，共出17期。 此后，又发表了冯雪峰，潘汉华，应修人的小诗。在《诗》月刊中，他们并不引人注目，但这四个年轻诗人于1922年春在杭州成立了湖畔诗社，这是中国第二个新诗社，他们的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以请新自由的格调，歌唱美与爱，成为当时别具异彩的湖畔诗派。 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先后加入该社的诗人有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邓均吾，王独清等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郭沫若，他从1919年9月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诗作，1921年8月出版《女神》，以磅礴的气势，浪漫的色彩，创造的精神，在中国诗坛上如“一枝异军突起”（朱自清语）创造社诗人各有特性，如成仿吾的哀婉，邓均吾的清醇，穆木天的朦胧，王独清的颓废等，但他们走的大抵是郭沫若开创的浪漫主义路子。 郭沫若 1926年4月6日徐志摩在北京《晨报》编了十一期《诗镌》。主要作者有闻一多，朱湘，刘梦苇，于赓虞，饶孟侃等。1928《新月》创刊，以后又出版《诗刊》，在这几个刊物上发表的，还有孙大雨，陈梦家，邵洵美，林徽音等。这些都被称为新月派诗人，大多倾向浪漫主义，其共同艺术主张就是要试验建立无固定格律的现代格律诗。闻一多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匀齐）。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徐志摩实践的体制最多，并以柔美流丽的抒情风格为人称道。 从法国回来的李金发于1925出版《微雨》，标志著新诗中象征派的诞生。他的诗意象杂陈，冷峻生涩，常为人所诟病。目之以“诗怪”，与此同时，后期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转向象征主义。 戴望舒也从法国象征派汲取营养，由于他在《现代》杂志（1932创刊）发表的诗作引起很大的反响，且在该杂志发表的许多诗都有追求“纯诗”的艺术倾向。文史学家把三十年代出现的这一群体称为“现代诗派”。1936戴望舒主编《新诗》杂志，把这一诗派的艺术成就推向顶峰，但同时也意味着它开始走向没落，抗日战争的炮声打断了他们在幽斋里的内心抒情独白。他们中大多数诗人走向了新的起点，开始新的艺术追求。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它主办的刊物《拓荒者》《盟芽月刊》《北斗》上出现了一个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诗人群体，包括蒋光慈，钱杏村，胡也频，洪灵菲等，其中最有才华的是殷夫。 1932年，蒲风，任钧，王亚平，柳倩，曼晴等人组织成立“中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杂志，他们热情关注著时代情绪，企图用诗来唤起民众，使现实主义诗歌有了更广阔的发展。 然而，20世纪30年代，更能展现现实主义诗歌艺术实绩的，是以描写中国农民苦难命运著称的诗人臧克家，以短促紧张的节奏传达时代的经神。 抗日战争时期 田间被闻一多称为“擂鼓的诗人”。 艾青主张“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色彩，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变幻者凝形”。被称为吹芦笛诗人。 抗日战争暴发，艾青田间来到战地，以诗传达中华民族觉醒的心声，卞之琳，何其芳，柯仲平，高兰，严辰，邹荻帆，力扬，公木等等。带着各自艺术色彩，为诗坛增添丰硕力作。 20世纪40年代，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和《七月诗丛》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群，他们主张诗人用真诚的态度去把时代的脉搏，达到艺术的真实，诗集《白色花》选编了其中主要成员鲁藜，孙钿，阿垅，绿原等二十人作品。活跃在北方的诗人，大多重视向民歌汲取营养，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水河》，张志民的《死不著》等民歌体新诗力作，为新诗民族化，民众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在北方战地，从1939——1942年出现两个诗刊：《诗建设》和《诗战线》，其主要成员有田间，邵子南，方冰，魏巍，丹辉，陈辉，袁勃，史轮，曼晴等。被称为晋察冀诗派。他们主张“更深入地接触生活，投入斗争，把新的血的战争的现实写入诗里”（陈辉语）。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了《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诗刊，成员有穆旦，陈敬容，郑敏等九人，因其诗会集《九叶集》被称为九叶诗派。他们把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引入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诗风偏于蕴藉深沉，同样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民众的希求。 建国后十七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新诗的发展跃入一个新时代。许多经历了战乱岁月的诗人告别苦难的过去，对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寄与热望。贺敬之，徐迟，吕剑，闻捷，蔡其矫等等，都有真挚热观，激昂爽朗的力作问世。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包括李瑛，公刘，未央，白桦，邵燕祥，严阵，流沙河等等，以或清新自然，或激越豪迈，或朴实淳厚的歌声，引起广泛的注目。 八十年代前后 如果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是颂歌的年代，那么，1966—1976的十年动乱则是悲歌的年代。 1976年10月，动乱结束，中国新诗进入历史转折的新时期，以真实的表现时代情绪和人民愿望为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诗人们喷发的 *** 中增加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理性思考。一大批新人进入诗坛：舒婷，北岛，梅绍静，傅天琳，杨牧，周涛，雷抒雁，章德益等。他们带着各自的舒情个性，为提高诗艺进行勇敢探索，为诗坛增填了新声。 新时期的诗歌，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逐渐走向了多样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都有人在借鉴，探索。既有成功的创造，也有失败的尝试，但作为整体的新诗是在发展，在前进。 网路化时代 泛指在网路上，用个人部落格写诗的一个群体。这个时期的群体诗歌创作，无论是诗的质量还是数量，一〇年前后正处于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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