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1日早间消息，据报道，英国竞争市场局在七月份刚刚提拔的高级法务总监已投奔“热门反垄断调查对象”Meta公司（Facebook母公司），担任首席竞争事务律师。日前，该机构宣布任命一位新的高级法务总监。
英国竞争市场局发布通知称，基尔特・戈汀（GeertGoeteyn）将会担任高级法务总监一职，取代已经投奔Meta的詹尼・库比丝（JennyCoombes）。
Meta公司证实，库比丝已经加盟本公司，不过并未作更多评论。
据报道，库比丝2020年加入竞争市场局，她有一个资深的科技行业从业背景，过去曾经在美国科技巨头Alphabet旗下谷歌担任竞争事务律师。七月份，库比丝获得了职务晋升，提拔为高级法务总监，这也是竞争市场局级别最高的法务岗位之一。
接替岗位空缺的戈汀，之前曾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律师事务所“ReedSmith”担任合伙人，更早之前，也曾经在全球性律师事务所“Shearman£¦Sterling”工作过。
在美国商界，存在一种所谓“旋转门”的高级人才流动现象，那就是大型公司和美国政府各机构相互交换人才，不过在英国，这种现象还不算普遍。之前，英国前任副首相尼克・克雷格（ickClegg）加盟当时的Facebook公司，担任全球事务负责任，这一新闻在英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英国竞争市场局在监管全球市场和大型公司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之后，该机构已经把约束美国大型科技巨头当作一个重中之重。
竞争市场局表示，该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有在私营公司领域工作的成功经验，之后才加盟政府机构。所以，竞争市场局的人才流动并非只有政府到公司的单一方向。
该机构表示，竞争市场局能够在高级岗位上招募到优秀人才，这证明了该机构岗位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包括具备竞争力的薪资，以及在影响到监管环境的各种全球问题上展开工作。
据悉，英国竞争市场局正在进行一场高层人事调整。明年二月，负责企业并购事务的高级总监乔・巴弗德（JoelBamford）将会离职，投奔英国伦敦的管理咨询公司Fingleton。此外，今年九月，执行总监安德雷・戈麦斯・达席尔瓦（AndreaGomesDaSilva）也离开了竞争市场局。
另外在明年，过去六年时间一直担任竞争市场局首席执行官的安德雷・克塞里（AndreaCoscelli）预计也将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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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一：财务数据日趋透明尽管早些年《The Lawyer》杂志就致力于为《亚太地区150强（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国顶级律所报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数据，但一些律所拒绝公开他们的财务数据。
虽然各律所的盈利数据仍然被严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调查而言，我们仍能观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趋势。在被调研的50所律所中，仅有10%的律所没有提供收入数据。但在这5家律所大多数律师的协助下，《中国顶级律所报告》已能够粗略地估计并筛选出中国收入最多的30强律所，并通过两项重要的指标（“律所年收入”及“律师人均年收入”）对它们的实力、市场表现及市场地位进行评估。
律所财务数据的进一步透明是中国法律行业不断成熟的反映。律所不仅更乐意公开它们的收入数据，而且还对其法律执业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关注。而更为精通商务的客户则是使律所思维模式发生变化的另一关键动因。据一位30强律所的管理合伙人所言：“在竞争业务时，律所越来越频繁地被客户问及有关收入及其他财务数据方面的问题。”
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强律所共拥有律师18,938名，而它们的年收入总和达到了158亿人民币（16亿英镑）。相比较而言，根据北京律师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师事务所及23,776名律师，而北京地区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总和为98亿人民币，较2014年度的30强律所的年收入总和要少38%。
虽然如此，158亿人民币的收入仍然低于英国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国的顶级律所）”在2013/14财政年度的19亿英镑的收入。
2014年度中国30强律所的律师人均年收入为833,000元人民币，是2013年度北京地区律师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币的两倍，以及该年全国律师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币的四倍。
拥有3,113名律师以及45所办公室的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以总计22.5亿人民币的营业额斩获年度最高营业额内所。但这所不久就与Dentons合并的律所，律师人均年收入仅排第28位。
而拥有国内最多律师人数的盈科律师事务所，去年以9亿人民币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师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则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
据悉，几乎所有30强律所的2014年年度营业额都得到了增长，而只有一个例外。总部位于北京的国枫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急剧下降了28%，这主要归因于它的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去年跳槽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尽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国枫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张利国律师仍十分看好律所的发展，他称将带领瘦身后的律所在同质竞争中迎头而上，未来增长势头不可小觑。
在所有被调查的律所中，位于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其2014年的收入跃升了78%，达到了2亿人民币。位于成都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而在“红圈”（red circle，中国顶级律所）律所之中，中伦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一，从2013年的10.3亿人民币涨至2014年的14.7亿人民币。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国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涨幅为25%，这样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场都是极为稀少的。
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营业额数据的律所中，约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实反映律所运营情况的数据是很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税收规则的变化，其二是松散的分支机构管理模式。
普遍的做法是，律所会制作两份数据，一份是真实的收入状况统计，另一份则是出于纳税的需要。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两份数据的差额达到40%之多。
一位北京律所的负责人表示：“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对律所的利润率有很大影响，比如增值税取代了营业税，不再采用定额税率，而是基于自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浮动征税。”
“律所通常会采取手段进行合理避税，这样就会导致公布的财务报表中营业额数据往往低于实际所得”，他补充道，“大型的全国性律所因为各地办公室基于税收政策采取的统计措施不同，在这方面往往会更加复杂和混乱。”
从国家的财政税收管理的角度，统一的全国会计准则、税收规则和行为准则的缺位是导致律所营业额数据不真实的原因之一。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管理合伙人乔文骏指出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但律师事务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尴尬”，乔律师解释说，“律师事务所至今仍然无法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为企业，因此也不能获得企业法人的法律资格。一直以来，律师事务所在征税时都被归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现在中国律所的主要监管机构仍然是司法部。”
“相比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专业服务公司，企业地位的缺乏给律所的发展带来更多不便，哪怕只是从事最基础的商业活动，比如开立银行帐户，申请贷款，开设海外分支机构或建立其他咨询子公司。”
“就像有出生证明却没有办法注册身份证的人，很尴尬。”
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当这个这个最根本的地位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才有可能与国际律所趋同发展，否则中国律所在采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将始终缺乏动力。”
变化二：法律服务需求空前增长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逐渐放缓，中国市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发展法律市场的推动力量有二：一是国家法律监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国内消费和私企发展来平衡经济的决心。
今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顶级律所都受益于这种持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达到了收入增长率的最高点，其中增长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长率实现了25%。中伦以收入增长率43%成为领头羊，从2013年的10.3亿元到如今14.7亿元人民币。中伦从国枫收购的大型团队以及去年在重庆和青岛设立的新办公室都对大幅飙升的营业额有极大贡献。管理合伙人吴鹏也承认2014年是中伦在若干领域实现破纪录发展的一年。
这是中伦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一年，吴鹏的团队今年贡献了两千多万人民币，并列成为历史之最。平均每位股东合伙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万人民币。方达、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显著的员工和收入增长。在横向招聘方面，方达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为它的北京办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国反垄断主管Michael Han。
除了从新兴领域探索新的业务，如反垄断、知识产权、证券和税，许多公司的增长是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场就是非常关键的机遇。
2014年，中国有1,232家中小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片市场被279家律所分享。国浩律师事务所，在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服务中一直表现出色，它在2014年帮助77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一业务量在国内无可匹敌。但仅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业成功上市的业务量实现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为新三板市场上最活跃的律所。
虽然新三板业务的利润率较低，但这是收入和客户增长的新途径，尤其是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
资本市场和并购交易一直是顶级律所的主要业务。中国激增的企业并购活动是积极的指向标，企业交易的发展和复杂使国内律所大大受益。
与资本市场情况类似，企业并购交易仍是30家顶级律所的最主要的一块业务收入。日益增多的并购活动使得这些律所在该领域的业务日臻成熟，中国公司间日益复杂的交易极大地裨益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内法律顾问市场。
根据路透社2014年的数据报道，RPL评级靠前的中国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非常活跃。业务量上，方达以72排名第一，中伦56排名第二，国浩以52排名第三。业务标的总额方面，北京嘉源以28个业务共668亿美元的标的额雄踞榜首，其次是海问和方达。
国内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国市场只有14个并购业务，总计500亿美元。
2014年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并购交易是中石化出售价值175亿美元的国内零售业务给由25个中外企业组成的大型投资集团。这些零售业务包括一个批发链，超过30000个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储设施。
这种规模的交易只是来自国家推动的国企私有化，被称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项目。
总部位于北京的海问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务，覆盖交易的整个过程：包括对投资者投标、谈判和与潜在投资者相关所有文件的起草和执行。投资者团队的法律服务由锦天城，方达和天元负责。
30家顶级律所整体情况
比尔盖茨在微软遭到反垄断案以后是怎么做的？
2002年4月22日，比尔·盖茨亲自出庭为微软辩护，试图使公司免于9个州的司法部长提出的严厉的反垄断制裁方案。在认定微软法律责任的长达四年的审理程序中，盖茨曾经接受美国地区法官杰克逊的传讯，却从未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4月24日，比尔·盖茨首次承认，微软有可能会对现有的视窗操作系统进行“瘦身”，从而为个人计算机用户提供一套视窗简装版本。此前，盖茨一直坚持认为，这么做是不可行 的，会使微软失去在操作系统上的领先地位。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盖茨态度的转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要问谁是近来进进出出华盛顿联邦法院11号房间最聪明的家伙？毫无疑问，比尔·盖茨。他的“补救”证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垄断案中一直显得精确而见多识广。在本案中，9个州一直建议实施一套比微软与司法部达成的协议更有效，或者说更“残酷”的补救方案。美国司法部的方案已经够让人头痛了，新的补救提案要求微软从视窗操作系统中删除浏览器等附加软件，以使用微软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这样可以打破微软的垄断地位，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余地。可这只会把微软逼到绝路，赶出生意场。微软表示必须对所有修改过的系统进行测试，确保它们与既定标准严格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微软要测试成百上千个版本的视窗系统。联邦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又都是清一色的小人物。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评说微软的功过，但却不知道怎样进行反垄断补救。经济学家、法律学者可以在补救案上发表意见，却对软件制作束手无策。 -征服美国政府 据最新一期的《财富》杂志披露，微软征服美国政府的主要武器有两个：金钱和游说。 微软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有历史渊源的。在2000年总统大选里，微软为联邦候选人和政党捐资460万美元，几乎多于所有的其它美国公司，仅略逊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比它的最强竞争对手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高出两倍。2001年，微软赞助3600万现金和价值1.79亿美元的软件投入，使微软和政客们的关系搞得异常融洽。 早在90年代中期，微软出了名的大说客杰克，每天拎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提电话，驾着切诺基吉普车，穿过拥塞的交通，往来于微软位于郊区的办公楼和国会山，展开艰苦卓越的游说工作，从此，微软就开始游刃于华府上层。尽管1998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公司垄断商业行为导致微软与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微软的游说能量仍然是让人大跌眼镜。当与华盛顿政府产生分歧，大多数美国公司无非采取以下三个步骤：一、反击，二、阻碍议案的执行，三、促使立法者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议案。微软更是棋高一招。微软能够令华府高官为其推磨，让政府方面在关乎公司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保持沉默。为了达此目的，微软可谓不遗余力。在1998年底和1999年初走错几步棋之后(试图剥夺司法部的反垄断基金等)，微软迅速地重新找到了立足点。在华盛顿，微软公司负责政府关系事务的职员有15人之多，是其它公司的三倍，在其它主要的州甚至多于20人。微软的说客中，甚至包括共和党前主席哈雷巴贝尔和克林顿政府律师杰克昆因。 如此肆无忌惮的游说自然会招致人们的不满。计算机和工业通信协会(由微软的对头Sun、甲骨文和时代华纳公司共同资助建立)主席埃德·布莱克指出，微软游说的目的是“企图破坏法律的实施(即反垄断案的调查和审判)，可以被认为是阻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微软公司否认公司游说阻碍了执法官员进行反垄断案的调查。 政治捐款和其它传统的游说方式只是微软常用武器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你可能想都想不到。例如，微软借网站在全球大拉支持票；在1998年成立的网络世界创新自由组织(FIN)声称支持比尔·盖茨的来信装满了5个大箱子；微软还在公司网站上增加链接，在每天接到的几千封发给比尔·盖茨的电子邮件中挑出中听的来，还在拉斯维加斯Comdex计算机展上大力推广FIN。今天，有25万多人次已经签名表示愿意支持微软。仅2001年最后两个月，就有几百封经过FIN筛选的电子邮件发给了30位立法者，表示希望立法者给微软更大的贸易权利，增加微软的海外销售量。微软还定期给国会山的官员普及计算机、网络、宽带等知识，使那里的立法者们越来越觉得微软有着一副善良、可亲的脸孔。 -法庭上微软气势夺人 在旷日持久的微软反垄断案审理过程中，直至上周，9个上诉州的律师才第一次得到机会，在法庭上当面“会审”比尔·盖茨这位软件巨人和世界首富。四年前，在最初的审讯中，比尔·盖茨没有出庭，他只是提交了一本录影带。在录影带中，他懒散地坐在椅子上，时而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做出供词，时而大发雷霆。 这一次，9个州聘请的律师斯蒂芬·昆尼用了三天的时间向比尔·盖茨发问。尽管看起来昆尼懂得许多技术细节，但很明显，在冷静而克制的比尔·盖茨面前，他只能试图地表现得稍好一些。 昆尼在法庭上和缓的质询证人方式让傲慢的盖茨比较能够接受。而且，9个州所提出的不完善的补救方案以及比尔·盖茨在法庭上的得体表现，都使昆尼看起来没有能够充分施展手脚。本来，很多证据已经很好地说明微软对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实施垄断，违反了反垄断法案。但这次的出庭作证，比尔·盖茨用长达155页的证言对9个州的提案进行抨击，使法庭相信那些提案是恶意、模棱两可的，而且全然未把消费者、个人电脑市场或美国经济的未来放在心上。在法庭上，微软企图把起诉书描述成竞争对手们(主要是SUN和时代华纳)的心愿。盖茨说这些提议其实正是他的竞争对手们梦寐以求的夙愿。 盖茨表示，9个州提出的补救提案在他看来对微软是毁灭性的，会终止公司已经进行十几年的研发工作，会造成大量雇员失业，以及使微软撤出最具价值的视窗软件开发工作。 昆尼律师试图证明盖茨的担心近乎偏执。在这一点上，昆尼为将来的庭审赢得了重要的一分。他迫使盖茨在证言中删掉一个词——“按照推测”。这表明微软承认，网景公司的浏览器和Java程序语言曾经给微软构成极大的威胁。一个词的改动本来并不很重要，但这给盖茨后来提供证词的可信度留下了阴影。 不过，比尔·盖茨在法庭上整体表现得沉着而且善意，与上一次在录影带中的举止判若两人。他对每一个起诉者的批评听上去也理由充分。那么，案件的关键就在于法官本人了。女法官库雷科特琳的立场一直是捉摸不定的。但是，在盖茨的作证过程中，她给了原告方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她规定某些电子邮件不可以作为法庭证据，并多次同意盖茨律师反对昆尼质询的请求。盖茨在法庭上开的玩笑有时还会把她逗得哈哈大笑。她还同意盖茨律师的发言时间可以超时，那样盖茨就可以不必为了第四天的作证而不得不留在华盛顿了。最明显的是，库雷科特琳甚至粗鲁地打断昆尼的一个提问。她说：“这不是陪审团审讯，我明白就行了，继续下一个问题吧。” 种种迹象显示，听证会对9个上诉州来讲都不是好兆头，它们的胜算不大，因为库雷科特琳是唯一的关键人物。听证会预计将在5月份结束相关推荐：
